自1978年兩岸關系出現結構性改變以來，至今已經歷三十個年頭。三十年間，兩岸交流由小到大發展起來，在交流層次、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上不斷拓展，規模也不斷擴大。兩岸交流的發展源于其特有的動力系統，在交流的過程中進行了較為有效的路徑選擇，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發展模式。兩岸交流內置于兩岸關系，發韌于兩岸互動模式的調整，進而形成了自我反饋的機制，并對兩岸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兩岸交流的動力系統

　　20世紀70年代末期，兩岸關系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呼吁開放兩岸交流。隨后大陸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促進國家統一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兩岸交流成為兩岸互動的應有之義以及推動兩岸關系良性發展和實現國家統一的可欲路徑。70年代末80年代初，兩岸學者在海外開始初步接觸和交流。臺灣一些南音藝術家不顧當局禁令，悄悄來大陸進行文化藝術交流。暗中來避風的臺灣漁民，或繞道來探親的臺胞明顯增多。到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探親前，累計達4萬人次。在民間的壓力之下，臺灣當局被迫松動了對兩岸交流的限制，兩岸交流的規模也隨之日益擴大。

　　兩岸交流的發展是祖國大陸大力推動的結果。從兩岸交流的源頭上來看，大陸對臺政策的調整以及國家統一路徑的設計事實上成為兩岸交流不斷發展的原動力。自1979年祖國大陸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全面推進經濟建設的背景下，國家統一戰略也相應調整。兩岸交流的出現以及不斷擴張反映了這種戰略調整，同時成為上述戰略調整的必要路徑之一。也正是因為這樣，祖國大陸的推動成為兩岸交流不斷擴大的核心因素。如果說這種情形在兩岸交流之門打開初期并不明顯的話，后面三十年的發展則非常鮮明地體現出戰略框架穩定的重要性，否則非常難以想象在兩岸政治對立情況下兩岸交流仍能達到如此龐大的規模。

　　兩岸交流與臺灣民眾福祉密切相關，因此能獲得持久不衰的推動力。從歷史經驗來看，兩岸交流是兩岸民眾實現雙贏的必要路徑，自然能得到兩岸民眾的支持。幾十年來臺灣民眾對兩岸諸多問題大都意見分歧，但在兩岸交流問題上卻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保持著較高的支持率。從根本上說，兩岸交流符合民眾追求自身福祉的深層需求，從而構建出了兩岸交流能夠持續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民意基礎，也是兩岸交流能夠在政治互動模式不穩定的情況下持續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原因。上述情況也意味著，一旦兩岸交流之門打開，就很難再度關閉。

　　兩岸民眾的歷史同源性及文化同質性成為兩岸交流擴大的重要支撐因素。共同的文化遺傳決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共同的文化積淀又增加了兩岸文化心理的親和性。這里的文化心理結構和觀念結構并不是同一個概念，前者系指文化認識的基本結構和心理表征，而后者則更強調形而下的認知結構，相比較而言前者更為基礎，也更加處于無意識狀態。也就是說，雖然兩岸民眾在觀點上可以有差異，但在認知模式上卻存在著較大的相似性，具有迅速擴大親和感的心理基礎。這些情形加上兩岸之間血緣、地緣等聯系，使兩岸交流具有優越的先天條件。以簡單的投資為例，兩岸之間這種文化的親和性相對語言不通以及文化歧異的情境，顯然可以使投資更加具有效率。筆者認為這種文化和心理上的親和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快速發展的事實，也是對未來兩岸交流可以抱持樂觀態度的重要原因。

　　可見兩岸交流具有強大的內生動能。也正是因為如此，兩岸交流本身具有自組織和保持自我發展態勢的特征。具體而言有兩個方面的意涵，一是兩岸交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能夠保持自我擴張的動能，只要條件許可，兩岸交流的規模會持續擴大，這已為兩岸交流三十年的歷史所證實；二是兩岸交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為自身的發展創造并保持穩定的發展環境，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抑制兩岸重新進入沖突的動能。就臺灣島內來說，兩岸交流能夠抑制“臺獨”勢力破壞兩岸和平與穩定的沖動。兩岸交流的這種內生動能是持續的，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會不斷自我強化，成為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和國家走向統一的內在邏輯基礎。

　　兩岸交流的路徑選擇及層次

　　兩岸交流首先表現為民眾的經濟行為。自1979年以來，兩岸交流中經濟交流一直是占比相當大的部分，是最為基礎性的部分，也是最為符合人性的部分。民眾對兩岸交流的態度并非取決于行政當局的鼓勵或者是反對，而是依據于自己的經濟訴求。事實上，自1979年以來兩岸經濟交流問題上臺灣當局大部分時間中均持消極反對態度，尤其以李登輝時期最為典型，不過這并沒有阻擋住臺資西進的步伐，臺資反而通過各種規避措施不斷流入大陸，成為兩岸交流的大宗。目前情況也是如此，民進黨當局對兩岸交流的消極態度并不能得到臺灣民眾的認同。

　　自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進入快速發展期。2008 年兩岸基本實現 “三通”后，兩岸貿易實現兩個“千億”的突破: 一是臺商到大陸協議投資金額突破 1000 億美元，二是兩岸貿易總額從年 500 多億美元到突破 1000 億美元。約 80000 家臺商在大陸投資發展。國民黨重新執政期間，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無論在規模上還是范圍上都有發展，同時兩岸公權力部門的互動也出現了新的形態，兩岸關系進一步緩和，為兩岸經濟交流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是經濟交流與政治互動同向良性發展的時期。及至民進黨重新上臺，開始對兩岸交流采取緊縮政策，不過即使如此，兩岸經濟交流現在仍維持著相當的規模。

　　隨著兩岸經濟交流的擴大，其他形式的民間交流也快速發展。進入21世紀10年代以來，兩岸在教育、醫療、衛生、體育、影視方面的交流不斷增加，涵蓋文學、音樂、舞蹈、戲劇、雜技、曲藝、美術、攝影、文物等各個藝術門類的文化交流也迅速擴大。兩岸交流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態勢，成為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重要推手。

　　兩岸民間交流經過過去三十余年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行進路徑。在過去的三十余年中，兩岸民眾經過長期交流，已經形成了對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兩岸合作共贏的共同認知，這是兩岸交流能夠長期持續的心理和認知基礎。同時，在長期的交流與合作中，兩岸民眾已經形成了共處與合作的基本規范框架，雙方的分歧與共識都容納于這一規范框架之中，而民眾之間的情感聯結也正是在這一框架中產生并不斷加固。在一定程度上說，雙方已經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圈，以及基于經濟合作與親情聯結而產生的共同生活習慣，這是未來兩岸交流與合作能夠持續向前推進的重要基礎。

　　兩岸交流的發展推動了兩岸民眾互動模式的改變，兩岸的社會融合逐步推進，這事實上意味著兩岸交流向更高層次的方向發展。臺灣民眾在大陸就學及就業者越來越多，兩岸社會彼此的交融與滲透逐步加深。以就學的情況為例，僅福建一省，截至2008年10月，福建省高校招收臺生人數累計達3767人，在閩高校學習的臺生有80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97人、碩士研究生54人、本科606人、預科24人、成人大專24人。2008年以后，隨著兩岸交流的發展，在大陸就學、就業及定居的人數都有增加，兩岸社會融合的速度逐步加快。

　　兩岸交流是兩岸關系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

　　兩岸民間交流一直是兩岸交流的大宗，也是兩岸關系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歷史的經驗來看，行政當局的政策取向固然可以對民間交流產生影響，但民間交流自有其存在的基礎與基本的發展邏輯。盡管民間交流的發展速度在各個時期有所不同，但民間交流大致保持了持續發展的勢頭。在兩岸和平發展局面可能因民進黨推動“臺獨”路線而出現逆轉的情況下，民間交流在兩岸交流和兩岸關系的發展中將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更加凸顯其對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兩岸交流的大門一旦打開，立即形成了民間交流的洪流，民間的交流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對臺灣的政策結構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三十年間，兩岸民間交流日益深化，從開始的以民眾探親為主逐步發展為兩岸的多方位合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岸合作在兩岸民間交流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以制造加工與出口為導向的臺資企業對大陸的投資強勁增長。這些交流帶動了兩岸民間交流的全面展開，兩岸的文教、學術、宗教等交流迅速發展起來，兩岸交流的廣度與深度都在不斷拓展，及至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交流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兩岸經濟與社會融合初具規模。

　　相比較民間交流的熱情，臺灣當局對兩岸交流的政策在大部分時間內是消極與保守的。李登輝時期面對兩岸交流的快速發展，提出了“戒急用忍”的指導原則，即強調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應該限制在特定產業、技術水準與金額。民進黨上臺以后，雖然頑固堅持“臺獨”立場，不過卻無法抵擋來自民間要求開放兩岸交流的壓力。2001年9月，民進黨當局迫于民眾強烈要求，不得不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松綁“戒急用忍”，在兩岸貿易、臺商對大陸投資方面有所放寬。通觀臺灣當局兩岸政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其兩岸政策的制定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被兩岸交流的情勢推著走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防范多于推動，特別在民進黨當政期間，這種情形更加明顯。

　　兩岸民間交流對兩岸公權力部門開始接觸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兩岸民間交流自然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多時候都需要公權力部門出面去處理，諸如海上救助，聯合打擊犯罪等問題如果沒有公權力部門的介入根本無法形成規制性的框架。在這種情形下，兩岸公權力部門接觸勢在必然。1990年11月21日臺灣成立了得到公權力部門授權的負責與大陸聯系與協商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出面處理公權力部門“不能或不便出面處理的事務”。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海協會），被授權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同海基會商談處理兩岸關系事務。兩岸開始就涉及公權力的事務性問題開始展開協商。

　　兩岸關系發展歷程中，兩岸交流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自兩岸交流之門開啟以后，兩岸交流逐漸成為湯湯大潮，盡管臺灣經歷了數次政黨輪替，政治環境跌宕起伏，但在兩岸交流的挾持下，兩岸關系總體上來說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穩定。兩岸交流三十年來曲折前行的歷程說明，追求兩岸民眾福祉是民心所向、眾意所歸，利用公權力壓制兩岸交流的做法從根本上說是與民意相悖的，自然得不到民眾的支持。（陳星，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政黨所所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