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大陸31個部門推出《關于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下稱《若干措施》）后，在島內社會和多個行業引發迅速反應。據此可見，隨著這些措施不斷推陳出新、全面落實，有望加速各個領域和產業要素在兩岸的優化流動，也將在客觀上削弱“臺獨”物質基礎，擴大兩岸市場和社會的融合利基。

　　一、優化兩岸高新產業的要素流動

　　《若干措施》針對高新技術企業，提出了稅收減免和優先、優惠供應土地等條款，以及多個吸引各行業臺灣研發人才來大陸就業的條款。這些條款的細化落實，將有望進一步加速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兩岸高新產業領域的優化流動。

　　一是提升兩岸在半導體行業的合作。半導體產業被視為“臺灣經濟命脈的根”，據統計，臺半導體產品出口占比10年來翻倍至2016年的30.7%，2017年有望再創新高。與此同時，大陸是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消費市場和臺灣最大的外銷市場。在大陸對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應用等新興產業需求大增之際，半導體產業的此消彼長將成為大陸發展戰略、國家安全以及兩岸政治經濟博弈的焦點。大陸在半導體領域發力也正值藍綠更迭。而《若干措施》的落實推進，將通過優厚待遇和市場期許，吸引更多掌握高端技術的企業與人才扎根大陸。

　　二是深化兩岸新興產業的融合。基于互聯網和高新技術的新興產業也存在類似趨勢。3月8日，鴻海子公司富士康工業互聯網（FII）的上市申請在證監會“光速過關”。FII上市意味著其要符合證監會對信息披露監管、財會數據報告和治理規范性等方面的嚴格要求，釋放了扎根大陸的信號。一方面，富士康是大陸核心出口產業電子整機制造業的旗艦，又將集中投資“十三五規劃”強調的新經濟領域，這與臺灣推動的產業升級重疊；另一方面，富士康的優質跳槽員工正點滴增加著大陸電子制造和供應鏈的效率，未來FII遠超母公司的體量差異和更高的員工配股或吸引更多鴻海員工來陸就任。未來，鴻海的產業航母地位、兩岸資本市場的規模和本益比落差帶來的連鎖效應，或涵蓋兩岸資本、技術、業務、人才、乃至產業鏈的整體性轉移。

　　三是“西進”是臺大中型企業的理性選擇。正如臺商領袖林伯豐所言，臺灣經濟和政治的結構性問題是臺商用腳投票的根本原因。蔡當局對經營環境惡化、“五缺”等問題束手無策，受民粹裹挾“把資方當敵人”，“新南向政策”不切實際、緣木求魚，讓大中型企業倍感失望。而大陸有“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等宏觀政策、高本益比的股票市場、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同文同種的經營模式，再加上《若干措施》的催化，登陸是具有競爭力、追求產業提升的臺資企業的必然選擇。而島內可能的“產業空洞化”危機，實際是將政治合法性托付于意識形態斗爭和“產業升級、就業復蘇”的蔡當局的自食惡果。

　　二、歡迎臺灣資本參與大陸金融市場改革

　　《若干措施》有三項擴大兩岸金融開放與合作的措施，包括兩岸金融機構合作提供小額支付服務；兩岸征信機構合作提供征信服務；臺資銀行可與大陸同業協作，通過銀行團貸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一是兩岸銀行團貸業務有望先行。鑒于蔡當局的兩岸失能和自我封閉，涉及兩岸電子支付機構的開放、開放臺資銀行發行銀聯卡及雙方征信資料開放調閱等政策，短期仍有障礙。但開放兩岸銀行團貸則相對易行，此舉等同于開放臺資銀行在陸放款業務。當前兩岸團貸合作多由外資銀行主辦，由于島內資金剩余多，此政策可為島內人民幣資金增添出路，提高銀行凈利差及利息收入，提升未來島內金融業獲利增長的想象空間。在大陸設點的富邦、一銀等13家銀行可望率先受惠。

　　二是帶動臺資本市場多個股票板塊收益。例如，“中國制造2025”規劃將大幅提升大陸發展工業機器人等智能、高階制造裝備的需求，開放臺資企業參與后，將大陸作為最大出口市場的臺灣工具機產業股受惠明顯，特別是亞崴、程泰等“西進”先行者。此外，消費電子、金融等族群，鋼鐵、塑化、水泥等原物料族，以及升華等新興文創股也是贏家。3月，亞泥受惠大陸水泥產業去產能和“31條”后的基建商機，漲幅超過4%。

　　三是有望大幅提升臺商在大陸的集資能力。《若干措施》公布后，FII創紀錄的“插隊上市”震撼島內資本市場。長期以來，臺資雖受大陸股市籌資易和高本益比吸引，但通過審查并不容易。目前，臺商在A股上市共計28家，去年僅核準3家。此前，國臺辦就已預告將催生“臺企類股族”，鴻海上市可謂恰逢其時，據估算，FII掛牌后市值可超過人民幣5000億元，將超過A股龍頭海康威視（3500億）；郭臺銘身家也將翻倍至196.88億美元，越韓、日首富李健熙、柳井正等。如《若干措施》擴大FII的頭香效應，或引發將有更多指標臺商打包赴A股上市的風潮。此外，6月，A股將被MSCI新興指數納入，也將大增國際能見度和對臺資的吸引力。

　　更深層次來看，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一環，大陸在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后，必然需要升級大資本市場。扭轉“新經濟獨角獸”“境內賺錢、境外分紅”，力促其回歸A股則是這一改革的起手式。因此，金融惠臺政策是大陸整合兩岸市場要素，參與全球競爭大格局的過程，而不在于“窮臺”、“虛臺”。未來，大陸的“一帶一路”等戰略性大發展規劃也會逐漸將“直接惠臺”納入進程，直接與臺灣社會和產業進行對話。

　　三、推進兩岸文化的產業對接與價值共構

　　在兩岸的政治霜凍中，許多落戶北京的臺灣影視人此前都預計“2018是嚴寒的一年”，業界流傳著“配額縮減”“不用臺灣人士”的耳語。《若干措施》的出臺打消了他們的疑慮。未來，兩岸文化產業的深化合作也將在無形中傳承和凝聚共同的文化價值。

　　一是空前開放激發兩岸影視合作勃勃生機。《若干措施》大幅放寬了兩岸合作攝制影視劇的主創人員、大陸元素、投資比例和故事題材等方面的限制；減免了兩岸影視劇合拍立項的費用和時限；為臺灣圖書進口建立綠色通道。不少條款延續了前序規定的開放勢頭，讓業已存在的兩岸影視合作“實至名歸”。此前，雖然進口片配額不受限制，但臺灣業者更青睞可自主選擇檔期的合拍片。今后，他們不必“硬搭角色或場景”，而能更自如地發揮創意、技術和經驗優勢；“小而美”的臺式文藝片也將有更廣闊的空間。因此，業界迅速啟動投資布局。百聿提出將與大陸流媒體平臺結盟合作；近年積極耕耘大陸市場的霹靂則將強化真人劇的合作強度；愛奇藝則在島內“劇本荒”之際，攜手臺視等啟動“百萬袋鼠計劃”，扶植培育臺灣導編演人才。

　　二是拓寬了兩岸文化產業合作的格局與前景。《若干措施》以宏大的視野著墨文化產業，通過兩岸對傳統文化的共同保護和推廣，共同豐富、建構中華文化軟實力和價值追求。兩岸文化歷史一脈相傳，例如，臺灣的廟宇隨處可見，其雕梁畫棟多承襲自福建泉州、廈門，歌仔戲、舞空竹、搶頭香等則是兩岸共同記憶。臺灣的優秀文化遺存和高水平教師可以來陸推廣，甚至申報“非遺”；臺灣的文創產品優惠也有望加速通過審批。

　　三是共構文化價值，為兩岸心靈契合制造路徑。島內對“影視產業上下游被連根拔起”的焦慮，顯示兩岸文化產業能量的落差與轉移，本質上是兩岸文化力量對比的反應。臺灣素以“軟實力”為傲，但在綠色意識形態和“主體意識”的侵蝕下，正遠離中華文化的“道統繼承”和“敘事詮釋”身份，無法放大精神格局，也欠缺與國際和華人文化圈連結。臺灣文化產業也沉湎于狹小市場，躲進臺當局補助的小確幸和同溫層內抱團取暖，引發了業者近年來的“勝利大逃亡”。2018年元旦，幾乎所有臺灣大咖藝人云集大陸跨年晚會。可見，大陸有能力引領、容納兩岸文化產業的共創再造與融合發展，而臺灣的優勢與特色也可為這一進程注入活水。江河入海方能成其大流，文化產品所承載的共同文化價值觀，也將成為兩岸心靈契合的不竭源泉。

　　四、促推兩岸教育產業對接和人才流動

　　《若干措施》有19條著力于為臺灣同胞在陸生活、學習和發展提供同等待遇和機遇，這勢必進一步重塑兩岸的人才和智力市場格局。

　　一是為兩岸人才優化流動建構制度化通道。一方面是將“人才磁吸”效應落實到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對臺開放專業人才市場并強化就業媒合機制。例如向臺灣居民開放共百余項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推動在線招聘支持使用臺胞證注冊登錄等。尤值一提的是，此次《若干措施》特別著墨兩岸醫療合作，有望激發更多臺灣醫學人才到大陸試水溫。長遠來看，兩岸醫療產業的互補和大陸醫保的廣泛覆蓋，將能讓更多兩岸同胞在大陸享受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

　　二是或將重構兩岸人才雙向流動、互惠共贏的新形態。1990年代以來，涓滴成流的臺灣青年世代“西進出走”脈動，已逐漸由自發型轉為外力驅動型，呈現出層次抬升與多元面向趨勢，也改變了兩岸重啟交流之初，以大陸人才向臺灣流動為主的趨勢。有預測稱，惠臺新政逐步落實后，未來兩年內，臺“高等智能人才”和“潛在智能人才”的“西進”人數比重將倍增至50萬人。可預期，越來越多的年輕產業中堅將常駐或頻繁往來于大陸，發展出綿密的合作關系；直接受聘于大陸企事業單位的臺灣人士，以及擁有各種證照、資質的臺籍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提高，也將逐漸打破目前以臺商、臺干、臺生為主的在陸臺胞人員結構。

　　三是為兩岸精英人才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島內政治經濟生態長期惡化后，《若干措施》的落實，將為臺灣同胞在大陸的職業生涯和人生軌跡提供更多可能性。其一，島內青年一代承擔了政治經濟惡斗與保守的后果。大陸釋出的利多是催化劑，驅策臺灣青年出走的內因，是臺灣自身結構性的治理失靈、經濟停滯、產業空洞、人際依附、低薪困境和學用落差。Facebook上一篇熱文稱，青年在島內壓抑而險峻現實環境中看不到出路，他們不是“天然獨”，而是“天然亡”。其二，精英人才更看重職業挑戰性和自由度。臺當局偏安一隅的“小確幸”格局和意識形態導向不符合精英的價值取向。例如，蔡當局叫停一個精密半導體儀器的研發計劃，要求做“短期可賣錢的技術”；黑手干預教育，將研究資源從大陸研究向東南亞傾斜，鬧出“一中承諾書”“臺大卡管案”等爭議。即使沒有“31條”，臺灣人才也會被各方“圍獵”，臺大副教務長康仕仲近日被加拿大大學以十倍經費挖角，就是一例。

　　雖然蔡當局決議以有形的手來干預，但要素流動始終遵循“利伯維爾場”原則。正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在兩岸治理能力和發展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當下，與其說大陸將“掏空臺灣人才資本”，不如說在兩岸執政者的格局視野和治理效能的鮮明對比下，大陸將逐漸吸引“臺灣民心資本”。不但民眾不滿蔡當局的“反中鎖臺”，鄭文燦、蘇煥智等綠營人士的評論，也預示了惠臺政策對島內政治偏好和選舉議題的引導力。新政落實后將會如何重塑對臺工作的面貌與內涵，目前仍只是以管窺豹。（作者：劉匡宇，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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