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今天發(fā)表署名評論說，“指鹿為馬”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成語典，秦朝權臣趙高獻給秦二世胡亥一只鹿，卻說那是馬，胡亥不信，趙高便回問滿朝群臣。若有答鹿者，便一一加害。但看了《聯合報》昨日頭版的報導后，筆者忽然覺得指鹿為馬固然居心叵測，但趙高起碼沒有今天指鹿為馬、明天又指馬為鹿地“忽鹿忽馬”，對比侯寬仁檢察官在“首長特別費”案中“忽公忽私”變換莫測的斷案邏輯，倘趙高在世，恐也得自嘆弗如吧。
民進黨天王“特別費”案偵結之時，看到謝長廷與蘇貞昌的不起訴處分書，在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部分，侯檢察官用“支出大于收入”的簡單算術，就輕松結案；但當初對馬英九卻不是如此，什么算公？什么算私？不但分得清楚，還分得嚴苛，馬六千多萬公益捐款，以“來源不對”全部排除不計，那時卻不見侯檢告訴大家只要“支出大于收入”，就不必再查！
昨日《聯合報》列表揭露四大天王多筆發(fā)票的用途后，讓社會有了公評的基礎。
謝長廷在眾多高檔餐廳的消費，可認為公務支出，部屬刷卡買的西裝、訂制的高屏衫，亦可歸類為因公參加特別活動所需；蘇貞昌女兒買書，被認定為代購公務用書；蘇女兒在飯店刷卡消費，也可以認定為因公宴客。
試問，如果馬英九也用需發(fā)票報銷的“特別費”去買西裝并說是穿去參加“公務活動”，檢方會不會問馬：穿完后西裝是“歸還公庫”還是“侵占公物”呢？倘若馬英九女兒的買書發(fā)票、飯店刷卡發(fā)票用來列報的話，檢察官會認定是“因公支出”嗎？
筆者認為，對這些不符社會通念的“公務”支出，謝、蘇應該對社會大眾明確保證，的確是用于公務，并說明清楚相關的人事時地物，讓社會大眾可以查證。
是公是私？檢察官的主觀竟如此“自由自在”，也難怪被起訴的呂副“總統”疑有內情，被起訴的游前“院長”會大喊是自己人動的手腳。當檢察官的區(qū)分公款私款標準好比白云蒼狗、變幻莫測時，叫其它被起訴者如何不以“陰謀論”疑之。這讓我想到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書中的一句話：“檢察院壟斷了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力，政府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揮舞手中的司法武器來對付任何反對派的政治家。”
此外，被起訴者，雖要受審判折磨，但終有還清白的可能，但若有犯罪嫌疑的首長因檢察官護航而未予訴究，審判程序就無法發(fā)動，正義也就沒有落實的可能。
文章認為，唯今之計，只有期盼透過檢察機關的再議機制，由上級檢察機關將調查未盡周延的不起訴處分發(fā)回。只不過以檢方近來的表現，幾乎難抱任何希望。換言之，恐怕還是只有制度改革一途。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制約的角度來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思考。
一制約，檢察官受行政制約太過，故易淪為執(zhí)政黨的附庸；二制約，社會制約卻太少，以至不管外界批評聲浪多大，檢方可以“一皮天下無難事”；三制約，“司法”對檢方的制約更是淪為紙老虎，刑法的濫權起訴與濫權不起訴罪形同具文。
如何避免檢方繼續(xù)以“忽鹿忽馬”的邏輯傷害社會正義？減少行政制約而增加社會制約與“司法”制約，或許會是重要的制度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