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資本短缺制約的中國，引資動力已逐漸減弱。外企如不及時調整經營戰略，接受政府的正常監管，繼續抱著‘超國民待遇’不放，肯定沒有希望。”4月22日，一家知名跨國公司中國區公關總監私下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十天前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9號文）是一份標志性文件，意味著“過去那種無條件的‘外資優先’時代結束了。”
今年以來，西方企業界和境外媒體競相提出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論”。3月下旬，某西方國家駐京商會在其調查結果中提出，“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一些蓬勃發展的市場領域之外，在華跨國公司的不滿情緒日益抬頭。”比如，有利于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新規定，以及使外資企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政府采購政策。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向《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一些政策的調整是為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力求讓企業在公平、規范的市場環境下競爭，是對吸引外資政策的進一步改善。這是改善外資的綜合政策環境，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根據9號文規定，中國對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節能和環保產業的海外投資表示歡迎，但對重污染和高能耗及產能過剩的產業的投資則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資公司甚至可以在華上市，發行公司債券或開展中期票據業務。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很正常。”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指出，“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好的，只要是在中國規范投資，不是靠以前‘超國民待遇’生存的外資企業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已經規范的企業不會把這當作一個很大的負擔。”
事實上，外資內部也有相當的肯定意見。例如，還是上述某西方國家，其駐滬商會同時發布的調查報告則顯示，約90%的會員表示，過去6個月內，自己的企業在此期間經營狀況持穩或有所改善；近2/3會員表示，其在華業務計劃沒有改變；即使改變，也是在增資而非減資。這與其駐京商會公布的結果形成鮮明對照。
“不過，外企針對國內投資環境的抱怨，也并不全無道理。”在黃衛平看來，作為政策制定部門，對于外企的抱怨都應該認真傾聽，“被投資國有責任有義務為投資者創造好的投資環境。何況國內市場本身不完善之處還非常多，比如市場公平和政策透明等。要多聽外資的抱怨也要善聽抱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關乎國家信用的大事。”
投資環境轉變乃全球大趨勢
對于9號文的出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為《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這實際上是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為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更加重視利用外資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作用，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的需要。”
因此，在黃衛平看來，外資在華投資環境當然會有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必須的，“但這種變化不是惡化，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待此次外資新策不能誤讀，外資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不可持續，應該站在發展的立場來看待政策的著力點。”
具體到9號文，從利用外資目標上來看，主要是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結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要求，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
“改革開放30年后，適應新的形勢，就會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變化”。張燕生舉例說，2009年重慶成為引資的熱點地區。除了傳統的沿海地區比較吸引外資以外，現在外資開始看重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前景。重慶大量吸引外資很大程度上與此因素有關，此次利用外資政策也是適應這個變化，鼓勵外資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等內容，張燕生認為，這不僅僅是跟我國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勢所趨。就中國來講需要節能減排，這就需要國內的企業節能減排，而外資在中國投資也理所應當承擔減排的責任。
“這些政策變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為了切合中國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續發展。”張燕生表示，中國抑制“兩高一資”的政策并不是只針對外資企業，國內企業也一樣受限，實際上是一個公平的政策調整。
黃衛平解釋說，在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資本，“當時甚至是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也引進到中國，對維護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現在，在經濟發展由追求快轉向提高質量的情況下，一些口子肯定會收緊。他指出，這不是中國獨家個案，而是世界經濟向著更高水平發展的客觀需要。”
“現在，隨著政策的出臺，一些外資存在著被擠的可能，但這恰恰說明這些外資在污染環境上存在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就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資在國內不會有光明的前景，“這對已經規范的外資沒有太大影響，而那些有問題的外資、靠著超國民待遇活著的外資，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