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發(fā)表評論員專論《臺灣應怎樣參與釣魚島解決機制？》，對臺灣在釣魚島上的立場進行了分析，文章如下：

　　這段時間，臺灣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展示出捍衛(wèi)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新姿態(tài)。繼上個月臺灣領(lǐng)導人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五倡議”后，9月7日馬英九又乘飛機前往彭佳嶼，“遙指”釣魚島宣誓主權(quán)。彭佳嶼位于臺灣北部的基隆外海，距離釣魚島140公里，是臺灣北部距離釣魚島最近的小島。

　　這也是馬英九任內(nèi)第一次到彭佳嶼視察。為了保障視察的順利進行，臺灣軍方出動了大陣容為其護衛(wèi)。看起來，這次馬英九是鉚足勁頭，以向世人展示一番維護釣魚島主權(quán)的決心和意志。此舉盡管包含一定的島內(nèi)政治的考量，但這樣的宣示行動，畢竟是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表現(xiàn)，受到了海內(nèi)外輿論的嘉許。這既是馬英九這位幾十年前的“保釣”熱血青年愛國心未泯的表現(xiàn)，也是全體臺灣人民愛國激情推動的結(jié)果。

　　這樣的姿態(tài)當然也受到了大陸的肯定。外交部發(fā)言人洪磊當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lǐng)土，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全體中華兒女都有責任維護釣魚島的主權(quán)。顯然，大陸方面對馬英九的“保釣”舉動是明確肯定的。

　　不過，在肯定馬英九“保釣”行為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指出其蘊含的一些不當之處。馬英九在登上彭佳嶼后，呼吁涉及釣魚島爭議的兩岸與日本，從現(xiàn)存的臺日、兩岸、中日三組雙邊對話開始，逐步走向“臺、日、大陸三邊共同協(xié)商”。

　　以“臺、日、大陸”三邊共同協(xié)商作為解決釣魚島糾紛的機制，其中隱含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眾所周知，釣魚島問題是中日間涉及到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外交爭端，這樣的爭端理所當然地應由兩國政府舉行雙邊談判解決。馬英九提出的“臺、日、大陸”三邊談判，把臺灣作為單獨的一方，客觀上難免有“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的嫌疑，不僅讓外人看笑話，更重要的是會因小失大，對兩岸和平統(tǒng)一造成負面影響。這無論如何是不可行的。

　　當然，對于臺灣希望參與釣魚島解決機制的愿望，我們認為是有其合理性的。從地理上看，在中國所有的領(lǐng)土中，臺灣距離釣魚島的距離最近；歷史上看，釣魚島原先是屬于臺灣宜蘭縣管轄的。正因為這些因素，臺灣對釣魚島的研究頻多，也發(fā)現(xiàn)了很多釣魚島歸屬中國的學理證據(jù)。現(xiàn)任臺灣領(lǐng)導人馬英九當年留學美國時的博士論文，就是以釣魚島爭端為題的。這篇論文至今仍是研究釣魚島問題的頂尖之作。顯然，在與日本談判釣魚島問題時，臺灣的這些優(yōu)勢都是可資利用的。

　　問題是，臺灣應當以怎樣的方式參與釣魚島談判。像馬英九所說的“臺、日、大陸”三邊談判是斷然不可的。但如果在中方的談判陣容中，納入一些臺灣人士，兩岸聯(lián)合起來組成一方，另一方為日本，也不失為一種可行模式。這個模式不僅堅守住了“一個中國”原則，而且也是一次增進兩岸民族感情，促進中華民族大家庭融合統(tǒng)一的好機會。

　　當然，在中日釣魚島問題談判正式開啟之前，兩岸可以先展開磋商，協(xié)調(diào)立場，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并把各自掌握的釣魚島主權(quán)屬我的證據(jù)相互交流。就具體的溝通管道而言，“兩會”（海協(xié)會和海基會）仍然是最為理想的管道。

　　事實上，兩岸在釣魚島問題上合作協(xié)調(diào)，對于釣魚島的回歸，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相反，如果臺灣與大陸唱反調(diào)，必將對釣魚島爭端的解決產(chǎn)生殺傷力。想當年，李登輝之流為了獻媚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惜出賣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此二人雖被所有的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不齒，但其言論畢竟授人以柄，對釣魚島回歸祖國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

　　這段時間，馬政府在“保釣”問題展示出了愛國熱情和積極姿態(tài)，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但與此同時也要指出，馬政府也有借釣魚島問題彰顯“臺灣主權(quán)”的意思。果真如此的話，這對“一個中國”原則是有消極影響的，因此既不必要，也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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