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5年4月，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寶島臺灣被日本軍國主義者侵占。從那一刻起，臺灣同胞就開始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廣大臺胞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命運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與內地同胞一道打敗日本侵略者，臺灣才會得到真正的解放。于是，他們紛紛奔赴內地支援抗戰。據統計，先后有5萬余臺胞投身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充分顯示出臺灣人民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臺灣在文化上與內地同根同源，臺胞有著強烈的愛國愛家的思想情感。一旦家園遭到蹂躪，他們便迸發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即使面對百倍于己的強敵也無所畏懼。乙未割臺，消息傳到臺灣以后，全島上下無不悲憤，他們“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于四野”。丘逢甲三次刺血上書反對割臺。連帝師翁同龢也為之動容，感慨道：“得臺灣門人俞明震、丘逢甲電，字字血淚，使我無面目立于世矣！”在這種強烈的激憤情緒的鼓舞下，臺灣人民置清政府簽訂的條約于不顧，挺身而出，挑起了保衛家園的歷史重擔，這種超越忠君意識的愛國主義精神成了臺灣軍民抗敵的精神支柱。

　　史稱“乙未臺灣反對日本占領”的斗爭，前后歷時7年。廣大臺灣軍民用土槍、大刀，在清政府賣國、毫無外援的惡劣條件下，與掌握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武器的7萬余日軍進行了殊死搏斗，粉碎了日軍40余天占領全島的企圖。抗日義軍連續4個多月前赴后繼、浴血奮戰，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丘逢甲、吳湯興等各地鄉紳保衛新竹，黑旗軍領袖劉永福在臺南堅守，無數臺灣民眾從北到南，步步為營，在自己的家門口殊死抵抗，先后進行大小作戰百余次，擊斃包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內的4800名日軍，并使日軍付出近3萬人負傷的慘重代價，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內地抗戰的全面爆發，使廣大臺胞看到光復家園的希望，于是又義無返顧地投身到全民族抗日斗爭中去。這是他們在幾千年來形成的民族情感驅動下的勇敢行為，是由保衛家園、光復家園的愿望上升到愛國主義的生動體現。臺灣著名抗法名將林朝棟的曾孫林正亨，早年就讀于廈門美術學校，抗日烽火使這個生活優越的大家子弟毅然投筆從戎，隨軍前往廣西參加了昆侖關戰役。此后又辭別臨產的妻子，懷著一腔報國之情隨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其間，他在寄給家人的照片背面寫下“饑餐倭奴肉、渴飲倭奴血”的誓言。在緬甸的一次全殲困寇的戰斗中，他帶領士兵浴血奮戰，斃敵數人，身負16處重傷。回國后，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在這場神圣的戰爭中，我算盡了責任，臺灣的收復——父親生平的遺志——可算達到了。他要有知，一定會大笑九泉。我的殘廢不算什么，國家能勝利、強盛，同胞能光明、自由，我個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所有這些，充分表現了愛國臺胞的民族大義。

　　二

　　從1895年到1945年，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日本統治者利用專制的總督獨裁體制，建立了嚴密的警察社會和保甲連坐制度，對臺灣民眾進行武裝鎮壓。這一階段，臺灣的總督全部是軍人。而這一時期臺灣人民的反抗，也同樣是以武裝斗爭的形式為主。在第二階段，日本殖民當局用文官做總督，“恩”威并施，麻痹、分化臺灣民眾。此時臺灣民眾的反抗，也以爭取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等非武裝斗爭的形式為主。隨著國際形勢的緊張，從1936年起，進入第三階段，這是日本殖民當局實行更加嚴厲的“皇民化”統治時期，恢復了軍人任總督的法西斯政治體制。這一時期，臺胞的抗日斗爭表現出了許多明顯的特色。

　　斗爭的多樣性。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嚴厲控制、殘酷鎮壓，臺灣又是一座孤島，缺少外援，這就使得愛國臺胞無法在島內形成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斗爭。無論是臺北二中學生的反抗活動，還是工人、農民的罷工斗爭，都比較零散。而他們此時的抗爭形式更多地表現為維護民族本原的文化斗爭和爭取權益的議會斗爭。到內地參加抗戰的臺胞也多是分散進行的。有的投奔國民政府，有的直接奔赴殺敵前線，有的費盡千辛萬苦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也有的在日寇統治的淪陷區從事抗日活動。不同的去向決定了他們后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但在當時，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抗日保國，光復家園。他們的抗日斗爭與內地民眾的抗日斗爭融為一體、血肉不分。

　　行為的堅定性。參加抗日斗爭的臺胞，無一不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不論環境何等艱苦、兇險，他們都保持著熾熱的報國之情，甚至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這與他們的前輩們冒死守土、舍命保臺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抗日義勇隊為代表的大批抗戰臺胞，就是早期抗日保臺志士們的后代。臺北高等商校學生雷燦南，堪稱抗日臺胞中的杰出代表。他景仰孫中山先生，一心想赴大陸參加抗戰，因在學生中傳閱反日書籍《清算日本》而入獄。在獄中，雷燦南以文天祥為榜樣，為表示不屈從于日本人的淫威，他總是南冠而坐，反復吟誦《正氣歌》。刑死獄中時，他雙目圓瞪，頑強不屈。還有旅居日本的陳文彬，在日本法西斯最囂張的時候，一襲漢裝長袍，在東京街頭徜徉，以示不屈服于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氣節。

　　思想的先進性。抗戰臺胞中許多是有思想、有抱負、有文化的民族優秀分子。他們不僅為光復祖先留給自己的家園而斗爭，而且為祖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不懈努力。這就不難理解他們為什么放棄優裕的生活，奔向當時并不占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了。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政協第一副秘書長和臺盟總部理事會主席的蔡嘯，曾經在新中國航空工業領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楊誠，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李煥之，就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

　　三

　　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臺灣人民的抗日斗爭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提升，以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中華民族的抗戰是臺灣光復的契機，大陸抗戰的勝利是臺灣回歸祖國的前提。臺灣的光復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喜悅。在抵御外侮中，臺灣同胞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又一首保家衛國的壯歌。他們那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和行動，極大地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這種被強化的價值觀不僅是8年抗戰中臺灣與祖國生死相依、共度國難的精神紐帶，而且是今天推動祖國完全統一的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激發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動性。中華民族是一個歷經幾千年形成的堅強的共同體。近百年來，西方列強的入侵，不僅未能毀滅這個堅強的共同體，反而激發了這個共同體掌握自己命運的歷史主動精神。在1895年以來臺灣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斗爭中，特別是在8年抗戰中，這種歷史主動精神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廣大臺胞拒絕命運的安排，和全國人民一道奮起抗爭，改變自己的家園和國家被蹂躪的命運。這種創造歷史的主動精神，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銳意進取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在今天，它仍然是兩岸同胞反對“臺獨”的強大精神動力。

　　第三，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臺灣同胞活躍在抗日斗爭的各條戰線。他們不僅帶來了抗日戰士所急需的物資、治療病員的精湛醫術、對敵斗爭的經驗及傳達信息的語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帶來了血濃于水的民族情意。每位臺胞在戰場上的出現，都是對抗日戰士的極大鼓舞，都是對日寇精神上的極大震懾。歷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60年前，臺灣同胞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員，有力地支持了祖國的抗戰，同時也支持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在今后的歷史進程中，臺灣同胞一定能夠為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來源：《求是》；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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