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團結千百萬的兒童，要收回我們的家鄉，我們得和敵人拼個生死存亡”

　　——《臺灣少年團團歌》

　　抗戰勝利70周年，也是寶島臺灣光復70周年。當年，臺灣同胞不僅在臺反對日本侵略，還有不少人奔赴大陸抗日前線。1939年至1945年，浙贛閩皖地區就活躍著一支英勇的抗日隊伍——臺灣義勇隊，由臺灣愛國志士李友邦將軍指揮，隊員從最初的30多人發展到四五百人。義勇隊員的子女組成臺灣少年團，也投身抗日戰爭的洪流。

　　筆者近日尋訪了生活在大陸的三位臺灣義勇隊少年團團員，從他們的身上體會到了抗戰的艱苦與不屈。

　　朱曉楓：“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

　　朱曉楓，原臺灣義勇隊少年團團員，現為南京軍區總醫院離休干部，目前住在南京一家部隊干休所，與老伴一起過著平靜又滿足的晚年生活。朱曉楓的母親是中共地下黨員朱楓，1937年“七七事變”后，朱楓投身抗日救亡洪流，輾轉于武漢、桂林、上海等地。1939年，她將剛滿10歲的朱曉楓托付給好友李友邦將軍。李友邦把朱曉楓放在臺灣義勇隊少年團，讓她和臺灣的孩子們在一起上課學文化。

　　少年團按年齡分為大班、中班和小班，朱曉楓分到大班。

　　“我從小跟著媽媽到處走，適應能力特別強，屬于性格比較獨立的孩子。”朱曉楓說，“只要媽媽把我放在哪兒，我就在哪兒呆著。而且我覺得在少年團的那些日子還特別快樂。”

　　“從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團讀書，算是經歷了自己的小學和初中階段。”朱曉楓說，她當年特別喜歡看書，而且還做過班里的學習組長。“我記得我們看的都是進步書籍，聽說有一本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書，大家都爭搶著去借來看。”

　　朱曉楓的老師中也有中共地下黨，“少年團”里有秘密黨組織，她就是在那時候入的黨。“1945年，我不滿15歲，語文老師潘超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朱曉楓說，雖然入黨了，但組織里還有誰，她根本不知道。

　　在少年團，除了學習，還要開展抗日宣傳。她經常和好友黃莘一起去中班、小班，教比他們小的孩子們演唱抗日歌曲，赴抗日前線巡回演出，組織募捐活動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臺灣義勇隊返回臺灣，朱曉楓也隨團去了臺灣，在李友邦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大陸，和母親生活在一起。1946年，母親朱楓為了工作，送女兒去蘇北解放區讀書，在上海吳淞口碼頭，朱曉楓與媽媽告別。“沒想到這竟是永別。從那以后，我再沒有見過媽媽。”

　　1950年，朱曉楓接到通知，她的媽媽朱楓已在臺灣犧牲。剛滿20歲的朱曉楓，聽到消息后很平靜。她說：“媽媽一直在做秘密工作，非常危險。她犧牲前，曾有兩三次被捕的經歷。她有一根手指頭因受刑而殘廢了。”那時，她將陳明珍的名字改為朱曉楓，以此來紀念她的母親朱楓。

　　采訪時，朱曉楓對70多年前的一些事已記憶模糊，可當我們問到《臺灣義勇隊隊歌》時，她的精神一振：“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是臺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把日寇驅逐出祖國，要把他在臺灣的鐐鎖打碎！為正義抗戰保衛祖國，解放臺灣，把日本帝國主義整個摧毀！整個摧毀！……”

　　黃莘：“這是媽媽留給我的”

　　黃莘，1928年出生，臺灣云林人，上海電視臺離休干部。

　　黃莘一家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日本占領臺灣后，強迫臺灣同胞學日文、講日語、取日本名字。黃莘父親不滿日本殖民統治，帶著5個子女來到祖國大陸。“七七事變”后，日本侵華戰爭更加瘋狂。黃莘父親作為醫生，參加了由李友邦將軍領導的臺灣義勇隊。在父親的影響下，黃莘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參加了臺灣義勇隊少年團。

　　黃莘與朱曉楓年齡相仿，兩人又是好朋友，她在少年團的經歷幾乎和朱曉楓一模一樣。1945年日本投降，黃莘一家隨臺灣義勇隊返回臺灣。沒想到，回臺灣的義勇隊遭臺灣當局解散，黃莘被李友邦安排在家鄉一所小學任教。1947年，黃莘再次離開臺灣，來到祖國大陸工作。1949年黃莘參加解放軍蘇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解放后，黃莘轉業到上海，一直在上海電視臺工作到離休。

　　1982年，在臺灣的母親路過香港時聯系黃莘，可惜未能如愿。1987年，黃莘終于到香港與母親和幾個弟妹見面。母女見面，相擁痛哭，母親告訴黃莘，全家十幾口人，只有黃莘不在臺灣家中，父親最想念她，臨終前還呼喊她的名字。

　　1990年，黃莘赴臺探親。但臺灣當局一直不準黃莘的老伴赴臺。直至2002年，夫妻倆才一起去了臺灣，可惜黃莘的父母都不在了。黃莘在臺灣除了拜祭父母，還專程去拜訪了李友邦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女士，并到李友邦將軍墓地獻花致敬。

　　記者今年5月赴上海采訪黃莘時，88歲高齡的黃莘女士已經病重住院。我們趕到醫院，見黃莘非常虛弱，無法接受采訪。其子姚小未提議，拿出外婆送給媽媽的禮物——一件毛衣，看能否出現奇跡。原來，1990年母親去世前，送給女兒一件她親手編織的毛衣。黃莘非常珍惜這件毛衣，平常舍不得穿，想念母親時，就拿出來看看。

　　毛衣是棗紅色的，領口、袖口和下擺已褪色起球了，但當毛衣被遞到黃莘手上時，她開口說話了：“這是媽媽留給我的……”我們噙著淚水，撳下了相機的快門……

　　黃中一：“他們還是叫我黃大哥”

　　黃中一今年已94歲高齡，當我們到達他上海華山路的家里時，老人穿戴整齊，胸佩三枚抗戰紀念勛章，精神矍鑠，步履硬朗。兩個多鐘頭的采訪，他思路敏捷，談起70多年前的往事，好像在述說昨天的故事。

　　黃中一原名黃志義，1940年受中共地下黨指派，應李友邦將軍邀請，到臺灣義勇隊少年團擔任指導員。當年18歲的他，視小伙伴們如自家弟妹，被小伙伴們親切地稱為“黃大哥”。

　　在那段烽火歲月里，由于少年團的孩子們年齡尚小，他組織孩子們學文化、說相聲、排獨幕劇、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他們雖身處后方也有危險，黃老向筆者回憶說，1941年，他帶7名少年團員和電影隊，到浙江寧波地區慰問前線官兵。一天清晨，他接通知說鎮海淪陷，要他們立即撤退。他們剛離開寧波市區，市區就傳來了爆炸聲。他們剛過新昌，新昌又被敵機投入大量燃燒彈。在腹背受敵的緊急關頭，他們沉著應對，連夜沖過嵊縣，跑出了日本人的合圍圈。

　　抗戰勝利后，他把少年團的這批孩子護送回臺灣，得到了臺灣義勇隊隊長兼少年團團長李友邦將軍的高度評價。

　　黃中一老人記憶力非凡，至今能說出每一位少年團團員的姓名、年齡等基本情況，對他們當年演出的《臺灣少年》、《表》等劇目還能為我們詳細介紹。他帶領少年團走過的金華、武夷山、龍巖、連城等地，他能準確說出當時的時間、事件等細節，幫助我們補齊了對那段歷史的空白點。

　　2009年，時年88歲的黃老受邀去了臺灣，和臺灣義勇隊的許多老朋友相見甚歡，邁入耄耋之年的老隊員們在一起敘舊，黃老笑著說，“他們還是叫我黃大哥，啊呀，開心得不得了。”

　　在迎接抗戰勝利70周年暨臺灣光復70周年之際，黃中一對記者說，臺灣義勇隊當年的抗日活動，是中華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海峽兩岸同胞并肩戰斗、抵抗外敵的歷史見證。在新時期的今天，臺灣同胞應發揚愛國愛鄉的優秀傳統，為兩岸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本文照片均為楊雨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