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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凌晨，臺灣知名作家柏楊在臺北病逝，享年89歲。他和李敖都是臺灣著名雜文家，同時又與張學良、李敖一起并稱臺灣“三大難友”。他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書，曾在大陸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過激烈爭論。
柏楊的傳奇人生就此畫上句號，但其思想與人格的火花，仍在眾多熱愛他的讀者中閃耀。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就在今年2月，柏楊捐贈的56箱、共11745件珍貴文獻資料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文學館向柏楊夫婦頒發了入藏證書和“巴金手模”紀念品，感謝他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事業做的貢獻。
“得知柏楊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馬上聯系文學館工作人員發電慰問張香華女士（柏楊夫人）。”中國作協副主席、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說，柏楊先生獨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必將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傳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柏楊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1949年前往臺灣，1968年因所謂“挑撥人民與政府間感情”而獲罪于臺灣當局，度過了9年零26天的鐵窗生涯。事后，柏楊回憶說，“正是自1968至1977年間，當我做了階下囚，便開始潛心治史。”身陷囹圄，使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進行了深入思考，這也成為他一生治學為文為人的動力源泉。
“我之所以寫中國歷史，就是想要追究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為何循環往復地充滿了血腥和欺詐，到底該由誰來負責？”“我以雜文體寫歷史，形式上嬉笑怒罵，但內心無比沉重。”他說。
1988年，《丑陋的中國人》被引進大陸，一時振聾發聵，洛陽紙貴。
作家陳忠實回憶當時情景，“那時文學朋友碰面聚首，傳遞著臺灣作家柏楊的名字，新奇到頗帶某些神秘的色彩……《丑陋的中國人》里的柏楊，是一個犀利到尖銳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聯想到魯迅。”
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里斗”、“醬缸”文化……柏楊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國人廣泛關注。柏楊自己也曾說，“對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作家、學者的生命基調。”
柏楊一生針砭時事，借古諷今，猶如奮戰不懈的斗士。“不肯聽話，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點之一。”他自評道，“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也成為廣大讀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港臺文學研究專家蔣朗朗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平民知識分子，為平民代言，長期關注民生。他用寫雜文的方式，從鄉村凋敝到物欲橫流對人性的侵蝕，一路寫來，對種種不平等、腐敗的現象進行抨擊。他不是坐在高堂上布道式的知識分子，而是真正通過實際行動來體現著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和情懷。”
“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柏楊一生著述等身，計有170多部小說、雜文和歷史作品面世，為“十年坐牢，十年雜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說”的傳奇作家。其中，《柏楊版資治通鑒》在臺灣被譽為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
“他其實是借助歷史來喻現實，在歷史與現實中找到了一個結合點。”蔣朗朗評價道，柏楊的一切與其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密不可分的。
柏楊說，“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惟一的立足點。”
1988年，他第一次回到大陸，回到了闊別40年的家鄉。今年年初，“中國現代文學館·柏楊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在北京舉行時，因健康原因，柏楊未能成行。
“我來時請他寫了幾個字，他費力寫了‘重回大陸真好’，簽名竟用了一個多小時。”張香華女士說，盡管當時已是88歲高齡，但是‘重回大陸’一直是他非常清晰的愿望。
柏楊曾提起過一件事。大陸一個劇團到臺灣表演老舍的《茶館》，“我在臺下，看得老淚縱橫，心情沉重無比，仿佛中國百年來的傷痛逼面而來，我們卻束手無策。”正是這種以史為鑒思考中國問題的視角，使他的思想和情懷具有了深遠的穿透力。
不久前，他接受采訪時說，“今天的中國，經濟走上改革開放，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信息不容易阻隔，門戶大開。我們不趁這個形勢大好的機會，繼續為這條未竟之路振作奮斗，更待何時？只是，這個時代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的文明度卻落在后面。我只怕中國人痼疾未除，卻暴發各種新的病變。”他對中國及中國人前途命運的憂患，始終如一。
張香華女士提到柏楊對后起之秀的期盼：“把空白的紙和筆鋪在年輕一代的桌上，把手中的麥克風交給年輕的一代，去試你們的新聲。”一位年輕網友動情地回應道：“如今他要向最關心他的讀者說，你們慢慢讀我的書吧！我要多睡睡覺，好嗎？”
學者易中天說，“聽說柏楊先生仙逝，我發了很久的呆。我相信，冥頑不化的人會越來越少，與時俱進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們偉大的民族，也一定會繼續前行。柏楊先生，請放心安息吧！”
柏楊先生埋骨臺灣，終于停筆休息。一位網友的話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在他的墓碑上應該寫上這么一段話——這里埋葬著我們的一面鏡子，一個美麗的中國人。他在世的時候，讓所有人覺得刺痛。而沒有了他，又讓所有人悵然若失。” （本報記者 呂紹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