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礦難及重大安全事故頻發的2008年，“行政問責”四個字開始進入大眾議論的熱門話題。在大眾的印象中，行政問責就是追究重大安全事故責任；追究行政不作為和濫用行政職權的責任。但是，近期，云南昆明掀起的“問責風暴”開始把大家的思緒引向行政問責制更加廣闊的內涵，公務員上班時間不在崗，要問責；市政府領導人的工作電話工作時間打不通，要問責。
據記者了解，昆明的行政問責制始于2005年，其依據為《昆明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行政不作為問責辦法》，這個地方性法規規定了15種被問責的情形，如敷衍塞責、推諉扯皮，拖延不辦、頂著不辦等，問責方式有誡勉談話、責令作出書面檢查直至免職或者辭退等，僅2008年就有275名干部被問責。
“行政問責制從本意來講是一種事后的監督制度，從對被問責人的處理結果來警示其他工作人員不要再犯錯誤，有一種事前預防功能。昆明的這種問責制好像有些事前監督的性質，這種明察暗訪后對公務員的處理方式，代替了公務員法和監察法的要求。”10月28日浙江大學法學院章劍生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探索行政問責制，究竟應該怎樣問責，國家應該統一標準，否則就搞亂了。
任何一種制度都應該有一個適用范圍，中國政法大學高家偉教授告訴記者，行政問責一般只對重大問題、重大決策、重大事故問責，制度創新要在規律內進行，不能影響大的法律框架。
蘇州大學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長沈榮華則有著自己的理解，他說，昆明行政問責制探索實質意義在于，它改變了以往官員只向上負責。結果導向的行政問責也要求官員層層對下負責。這也改變了行政部門的行政生態，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一個可操作路徑。
昆明的行政問責制度架構已經確立，昆明市紀委監察室軟環境建設辦公室主任宋曉林說，下一步將在打磨細化制度的同時繼續推行。
“昆明的行政問責制的動機是非常好的，但是問責形式需要深思。”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昆明行政問責的一些方式與公務員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相沖突，比如公務員工作時間不在崗，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就有明確的處罰規定，昆明如果再搞一套處罰規定，就會重復，沒有必要。
那么，從國家層面來看，怎樣的行政問責才算到位呢？
“行政問責的主體，應該由人大來問責；問責的對象，應該是領導干部；問責的事項應該是重大的事件、重大的事故等影響力非常大的事情；問責的原因主要是領導責任和政治責任。”姜明安解釋，一般的工作人員或公務員不能成為問責對象，因為這些人如果犯了錯誤，有公務員法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在管；領導干部的責任應該有一個特別的追究機制，這就是行政問責制，比如近期上海的釣魚式執法，上海人大就應該把發生問題的兩個區的區長叫去，問一問，因為區長是人大任命的，如果人大發現區長作為領導干部確實疏于管理，就應該啟動罷免程序。
姜明安說，行政問責還是應該盡快統一標準，制定一個全國性的法律，否則，全國各地各搞一套，容易搞亂。
[責任編輯：張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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