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收入分配的滿意程度是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主觀指標之一。相關調研報告數據顯示,53%的北京市民對家庭收入不滿意。

　　事實上,分配失衡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滿。公開資料顯示,分配失衡還導致了城市居民違法犯罪率的上升。

　　社會學家認為,城市收入差距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公正問題,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會激發社會矛盾的。目前引發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敗等不正當途徑的“致富”。

　　此外,城市居民分配失衡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會保障沒有得到解決。改變這種情況需要改革制度,使其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需要從建設公正合理的決策機制入手,探索能夠真正代表公眾利益的合理的決策機制

　　近日,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發布了《2010年北京城區市民心態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北京市民對個人收入的滿意度水平較低,以百分制計算的滿意度平均分為29.2。同時,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所做的另外一項研究中,綜合市民關注、問題嚴重性、趨勢嚴峻性及解決急迫程度4方面排序,北京市居民對分配失衡、收入差距的關注度逐年上升,2009年已躍居第二位,僅次于住房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里的收入差距問題愈加明顯,由此引發的心理失衡、違法行為不斷顯現,成為城市穩定發展的不和諧音符。

　　現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城市外來人口比重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外來人口尤其是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沒有及時跟上,分配失衡情況愈加嚴重,收入差距會不斷加大,由此也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分配失衡影響生活滿意度

　　“來京多年,可還是感覺自己無法完全融入這個城市。”5年前就來到北京做家電生意的林飛說,現在,他在北京的生活依然捉襟見肘,起早貪黑、生活節儉卻依然買不起房。

　　“收入差距很明顯,看看所租住的小區里有房有車的鄰居就知道了,社會上不同行業、不同層次的差距就更大了。”林飛對記者說。

　　身在上海的高校畢業生趙鵬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城市里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作為普通市民在物價不斷增長和城市高消費之下,壓力越來越大,不信任、不滿、仇富等不良情緒不斷積累,這是當前城市的一大普遍問題”。

　　“目前我國城市里面的收入差距確實在明顯上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說,世界銀行的測量數據顯示,1979年我國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分析指標)只有0.16,上世紀90年代中期超過0.4,而到今天已經達到接近0.5的水平,這在國際上也是屬于比較高的不平等程度。

　　作為《2010年北京市城區市民心態調查報告》的研究者,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陳珊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城市居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收入差距制約了內需和消費水平,也約束了城市經濟的良性發展。在經濟增長的結構性調整成為當務之急的情況下,擴大我國內需、擴大市民消費的重要基礎是縮小收入差距,使居民收入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穩定提高。

　　“事實上,收入差距已引起了城市中低收入市民的不滿。”陳珊說,“對收入分配的滿意程度是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主觀指標之一。報告數據顯示,53%的市民對家庭收入不滿意。”　

　　陳珊進一步解釋說,北京市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為44.6,處在中等偏下水平。從不同收入水平市民的生活滿意度看,市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和其收入水平有著顯著的關系,低收入水平市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較低,中高收入水平市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較高。

　　此外,公開資料顯示,收入差距還會引發城市居民違法犯罪。

　　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不久前發布的一組調研佐證了這一結論。調研數據顯示,2007年至2009年,大興區檢察院共審查起訴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占同期審查起訴案件總數的70.70%,流動人口犯罪比例在79.76%。朝陽、海淀、豐臺3個區法院相關數據表明,2006年以來,北京流動人口第二代犯罪增長明顯。

　　“很多來京流動人口由于信息閉塞、自身技能缺乏競爭力、自身期望與工作現實差距較大或者市場機會失衡等原因陷入無業狀態,加劇了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大興區檢察院檢察官張樹青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收入差距的加大導致部分人心理失衡卻又得不到有效疏導或者關心,容易產生不勞而獲、報復社會的僥幸心理,引發刑事犯罪。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