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啟動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時，廣大農村也被卷入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當中。上世紀后半葉的“剪刀差”讓農村付出了沉重代價，新時期惠農政策在相當程度上矯正了這一失衡格局；同時，征地補償不公、污染下鄉等又帶來新的“剪刀差”風險。當年“貧血”的農村尚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管控體系中保持穩定，但如今階層分化，訴求多元，社會流動和信息流通加速，權利意識覺醒，使得農村維穩形勢日趨復雜，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干群關系有待重構。《瞭望》新聞周刊日前在湖南、江西、山西、安徽、山東、江蘇6省20余市縣對此進行專項調研，以供各方參考和探討。——編者

　　在眾多局中人和觀察者看來，當前中國農村形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湘贛晉皖魯蘇等地的調研，稅費改革后，受益于農民負擔減輕、惠農政策效益發揮等因素，農村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干群關系漸趨緩和。

　　盡管如此，在土地、環境、村級治理等多個領域，矛盾呈集中多發之勢。一些地區因征地拆遷引發的自焚等惡性事件多次發生，不少農民對周邊環境污染也漸趨“零容忍”。

　　在“三農”格局快速變革之中，部分地區仍未能及時調整治理之道，管理方式滯后，發展模式仍不科學，有些縣鄉干部脫離群眾。凡此種種，都為農村的長期穩定埋下隱患。

　　針對新時期農村穩定的現實矛盾與未來隱患，受訪基層干部群眾和專家認為，需進一步破除“重城輕鄉”， 加快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與新形勢相應的鄉村治理新機制也有待建立。

　　整體趨于緩和

　　世紀之初問世的兩部“三農”作品《我向總理說實話》和《中國農民調查》，曾引起海內外關注，其時，農民負擔之重，農村變動之劇，達到難以持續的程度。

　　同一時期，中央政府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以此為標志的惠農之旅，持續至今。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對東中西部地區100個村莊1700余戶農民的調查顯示，本世紀的頭10年，曾經卷入過沖突或糾紛的農戶比重不到20%，大多數沖突事件雖然具有集體行動性質，但參與規模大于100人的沖突比重極低，出現圍堵、械斗等激烈對抗行為的沖突也極少。

　　參與主持課題的鄭風田教授說：“這說明當前我國農村形勢整體上處于一種穩定狀態。大多數糾紛和矛盾僅發生在個體之間，即使是針對政府部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對抗性特征的沖突，也更多傾向于通過上訪、寫聯名信告狀等制度內方式表達。”

　　本刊記者在6省20余市縣采訪時，基層信訪、維穩、政法等部門負責人和鄉村干部群眾均表示，與稅費改革前相比，新時期農村矛盾沖突和干群關系“明顯趨于緩和”。

　　湖南省常德市維穩辦主任毛世秋介紹，稅費改革前，市、縣兩級關于農民負擔等農村問題的信訪占全市信訪總量的80%以上，但到2010年底，這一比重下降到20%以下。

　　湖南省寧鄉縣道林鎮、江西省豐城市袁渡鎮、安徽省固鎮縣城關鎮張橋村等地，在稅費改革前曾因干群關系緊張發生過驚動全國的大規模沖突和惡性案件。本刊記者在這些地區走訪發現，近年當地干群關系發生質變，農村形勢基本穩定。1999年發生過上萬農民沖擊黨委政府事件的道林鎮，2010年還被評為長沙市文明鄉鎮。

　　多位受訪專家和基層干部表示，新時期農村矛盾沖突和干群關系緩和，從根本上歸功于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如取消農業稅和義務工，實施糧食直補等多項補貼政策，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扶持力度；以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為載體，加快改善農村地區水、電、路、人居環境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狀況；實施了新農合、農村低保、義務教育免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政策。

　　“過去農民負擔太重，現在不僅基本沒負擔，而且惠農政策還這么多，我們很滿意。”66歲的袁渡鎮巖上村村民鄒羅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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