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朱彤 北京大學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奧運空氣質量保障研究課題組專家。

　　對話人物 馬軍 北京公眾環(huán)境研究中心主任，領導公眾與環(huán)境研究中心搜集大量官方數(shù)據(jù)，先后繪制出中國水污染、空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地圖，并把它們展示給公眾。

　　進入10月以來，北京深陷灰霾天氣困擾，對灰霾元兇——PM2.5納入監(jiān)測的呼聲越來越高，爭論也越來越多。

　　公眾希望獲知北京空氣狀況的更多情況，環(huán)保部門呼吁公眾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污染物的減排上，因為“只有減排才是硬道理”。

　　公眾的知情權和城市的“臉面”，究竟哪個更重要？奧運期間，北京空氣質量改善的經(jīng)驗哪些可以借鑒？如何才能凝聚起更多人的共識，去尋求北京空氣質量問題的解決之道？

　　為此，本報對話北京大學環(huán)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奧運空氣質量保障研究課題組專家朱彤和北京公眾環(huán)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共同探討北京這個擁有近2000萬人口的大都市如何找回藍天。

　　顆粒物監(jiān)測指標逐漸精細

　　引進指標不等 于解決污染奧運后空氣 改善難度加大實施聯(lián)防聯(lián)控 是治理趨勢

　　京華時報：北京對空氣質量的監(jiān)測始于什么時間？最初監(jiān)測的對象是怎么確定的？

　　朱彤：北京對空氣質量的監(jiān)測大概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1984年)，最初監(jiān)測的是直徑小于等于100微米的總懸浮顆粒物(TSP)。世界上其他較早進行空氣質量監(jiān)測的國家，都是從直徑比較大的粗顆粒物開始，再到細小的顆粒物。這是一個進程，越來越精細化。

　　京華時報：從對TSP的監(jiān)測到對PM10的監(jiān)測，我國經(jīng)歷了多少年，促進發(fā)生改變的因素是什么？

　　朱彤：當時監(jiān)測TSP只是感官上的認識。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大家發(fā)現(xiàn)直徑小于等于10微米的顆粒物(PM10)是可以吸入人體的，被稱為可吸入顆粒物，對人們健康的影響很重要，因此逐漸改變。

　　引進指標不等 于解決污染

　　京華時報：據(jù)了解，目前在我國大部分城市里，PM2.5已占到PM10的50%以上，這是否說明監(jiān)測標準該作出改變了？

　　朱彤：PM2.5在很多地方一直就占很大比重，有的地方甚至達到60%、80%以上，不是因為它占的比例高就要作出改變。現(xiàn)在公眾對PM2.5的呼聲很高，可能大家認為，國際上PM2.5的指標已經(jīng)有了，然后其他的國家也采用了，加之現(xiàn)在一些媒體對PM2.5的炒作，其實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清楚PM2.5究竟是什么。

　　京華時報：您是否認為將PM2.5列入國標進行監(jiān)測的時機未到？

　　朱彤：PM2.5是PM10很大的一部分。PM10的濃度控制下去的話，PM2.5的濃度也會下去。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它的PM2.5的濃度和PM10的關聯(lián)性很大，去年北京的PM10依然超標20%。不能說引進一個PM2.5的指標，問題就解決了。

　　奧運后空氣 改善難度加大

　　京華時報：1998年開始，北京實施了十六階段的大氣治理措施，治理效果在奧運之前非常明顯，可奧運之后，這種改善就變得緩慢，這是什么原因？

　　朱彤：城市發(fā)展階段不同，空氣治理的難度也不同。北京在空氣治理之初，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將燃煤改成天然氣，這是能源結構上一個重大轉變，再比如對建筑工地揚塵進行控制。從之前沒有任何措施到采取措施，產生的效果就會很明顯。

　　另外一個原因，過去幾年，北京一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幾的經(jīng)濟增長，對于這些年新增的污染源，即使有控制，但總量還是在增長。并且，在采取了初步措施后，進一步采取措施的技術難度遠遠大于剛開始。

　　京華時報：北京的大氣污染治理，在燃煤污染、機動車排放污染、揚塵污染中，哪種污染治理起來難度最大？

　　朱彤：揚塵污染治理相對好一些，工業(yè)、燃煤電廠污染，通過對電網(wǎng)進行調配、采取一些技術措施，控制得也比較好。相比較而言，機動車排放污染治理的難度最大，北京的機動車從奧運之前的300萬輛猛增到現(xiàn)在的500萬輛，情況依然不容樂觀。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