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
20世紀80年代之前，關于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竟有20多種不同的說法:蘇聯B·H·庫秋莫夫等說是1921年6月，張國燾、李達等說是7月1日，馬林、周佛海說是7月，陳公博說是7月20日，陳潭秋說是7月底，臺灣的郭華倫說是7月27日……
1978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倡議編寫一套多卷本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不久，在解放軍后勤學院(解放軍后勤指揮學院前身)從事中共黨史教學的教師邵維正接到通知，從解放軍后勤學院臨時借調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編寫組。
邵維正承擔的任務是起草黨的一大這部分書稿。他對浩如煙海的史料進行梳理，按寫作時間、刊載日期、作者姓名、發表出處和開會、閉幕日期的不同說法等，對25種既類似又有不同的意見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
1979年4月，邵維正開始了對中共一大的考證工作。
訪問親歷者包惠僧
當時在世的一大親歷者有包惠僧、劉仁靜和王會悟，他們都是80歲左右的老人，而且身體欠佳，對他們訪問帶有搶救活資料的性質。訪問包惠僧不算太困難，他當時任國務院參事，住在西便門機關宿舍，對來訪者熱情而健談，雖然已是85歲高齡，談起往事滔滔不絕。
“我多次訪問過他，交談內容十分廣泛，從他的青年時代、建黨前后的活動直到晚年如何從澳門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數多了，他記住了我的名字，進入他的家門，包老就幽默地說:‘老朋友又來了，今天談什么話題？’我最后一次訪問是在6月20日，當時他精神還挺好，不料12天以后，他內臟血管突然破裂，來不及搶救，與世長辭了。”邵維正說。
對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訪問收獲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內容直接用到了考證材料上，其中許多細節增加了邵維正對建黨活動的感性知識。
訪問親歷者劉仁靜
為了尋訪劉仁靜，邵維正費盡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劉仁靜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時，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謹，對邵維正提的幾個問題都是一句同樣的回答:“年齡大了，記不清了。”
對此，邵維正冷靜想了想，又覺得可以理解——劉老一生坎坷，幾度磨難，對人對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對涉及歷史、政治方面的問題更是謹小慎微，這大概是他不愿開口的內在原因。
于是，邵維正一次又一次造訪，從拉家常說起，與他夫人和兒子都熟悉了。逐漸，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維正真是為研究歷史而沒有別的目的，思想上戒備少了，開始說上一兩句話。當邵維正問到“您是怎樣從北京到上海去參加一大”時，劉仁靜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記得好像先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后去的上海參加一大。”再細問動身和到達的日期，劉仁靜又說“記不得了。”
就是這么難得開口的一句話，給邵維正提供了一個寶貴線索，他決心以此為突破口，追根溯源，舉一反三。
尋找原始資料《少年中國》
回憶是重要的，但沒有原始資料印證又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得知當時有個《少年中國》雜志時，邵維正受到了鼓舞，接連跑了幾天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但都沒有找到，原來這份刊物后來沒有影印出版。最后，只有靠尋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
經過反復打聽請教，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邵維正終于在一個圖書館的書庫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國》。邵維正一頁一頁地小心翻動著這本塵封了68年、紙張已經發黃的刊物，在該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對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年會全過程的詳細記載，上面明明白白地寫著劉仁靜于7月2日由北京到達南京。這次年會開了3天半，劉仁靜有兩次發言，而且在“會員消息”中記載:會后劉仁靜赴滬。這與劉仁靜的回憶相符，邵維正十分激動，認為劉仁靜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邵維正把刊物中劉仁靜的活動記載以及他兩次發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訪問他。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發言記錄又展現在眼前，劉仁靜激動得兩手發抖，借助放大鏡一字一句地讀起來。劉仁靜熱淚盈眶，感慨萬千，也引發了許多回憶，話開始多起來。
邵維正說:“隨后的幾次訪問，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他不僅談了建黨前后的情況，還詳細說起自己在蘇聯的經歷、到土耳其去見托洛茨基的過程，留下了不少難得的活史料。我建議他寫些回憶，把親歷的事情作為歷史見證留存下來。一提到寫回憶，劉老又有顧慮了。我反復向他介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思想路線，希望老一輩對歷史負責，把經歷留給后代。幾個月后，劉老終于寫了一篇《一大瑣憶》，經我推薦收入到知識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憶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