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目標為7%。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增速低于7%這個“底線”是不允許的。

　　伴隨著中國經濟“半年報”的出爐，決策層“要讓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表述頻繁見諸于報端。“上、下限”對于中國經濟有著怎樣的深意，轉型期新一屆政府有沒有增長“底線”，如何理解中央穩增長的決心？回答這一系列問題，對于下一階段宏觀調控工作至關重要。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上半年主要宏觀經濟數據，盡管經濟增速稍緩，但一系列數據顯示，目前的中國經濟仍處在平穩運行的通道中。李克強總理在7月16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座談會上表示，從國內外實踐看，經濟運行出現一定波動，有客觀必然性。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其“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范通貨膨脹。

　　事實上，李克強總理所提出的“上限”和“下限”，重申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5%左右。那么，為何要將今年的經濟運行下限定在GDP增長7.5左右？

　　不可否認，7.5%的經濟增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較低增速，與2007年第二季度11.9%的增速相比，確實差距甚大。然而，考慮到近年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很大，與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現在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數量都大不一樣。當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已是客觀規律，增速放緩實際上也是中國政府“有意的”政策選擇，決策層深知，只有擺脫“唯GDP論”的心理枷鎖，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才能推動中國經濟走上轉型升級之路。

　　“7.5的經濟增速放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一個很漂亮的經濟數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如果繼續走原來的高速發展道路，那將是一種極限增長，付出的代價必然比較大，所以，要想走的遠，現在就要慢下來。

　　經濟增速放緩的過程中，最大的考驗來自就業。據權威部門測算，我國現階段要保就業，使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經濟增速就不能低于7.2%。因此，保持7.5%的增速，實際上也就是為了“保就業”。今后，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的就業吸納能力將逐步增強，即使經濟增速再低一些，就業之“底”也是有保證的。

　　那么，經濟合理增長的“下限”是不是“底線”？在國家信息中心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張茉楠看來，“下限論”實際上是一種“底線思維”——對經濟下行容忍度提高，但不能低于潛在增長率，主動調結構但不能危及經濟穩定。

　　根據“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目標為7%。要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今后幾年經濟年均增長速度至少要達到6.9%以上。所以，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增速低于7%這個“底線”是不允許的。

　　將防通脹設置為經濟合理區間的“上限“，也透露出決策層對于物價問題的高度重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國家實施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泛濫的流動性不僅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也對我國的物價形勢產生輸入性風險。在這種背景下，預防通脹，成為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CPI同比僅上漲2.4%，遠低于年初制定的3.5%的年度調控目標。顯示出當前通脹壓力較小，也為日后的宏觀調控創造了一定的空間。

　　多位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表示，預計年內物價上漲的需求端壓力較小，下半年物價運行仍將總體平穩。

　　事實上，決策層“讓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政策意圖，不僅是為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打下堅實基礎，也是為中國經濟更好的轉型升級和推進各項改革創造條件。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穩增長可以為調結構創造有效空間和條件，調結構能夠為經濟發展增添后勁，兩者相輔相成；而通過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則可為穩增長和調結構注入新的動力。”

　　“嚴格地說,‘區間效應’不應該令人意外，它更應該提醒市場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僵化和曲解”，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從實際操作看,“區間”、“上限”和“下限”所強調的更是一種“穩中有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線，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沒有突破底線，就要抓緊調結構、促改革。在這種判斷的背后，是一種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經濟邏輯。

　　的確，與“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相適應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框架，針對經濟走勢的不同情況，把調結構、促改革與穩增長、保就業或控通脹、防風險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采取的措施，既穩增長又調結構，既利當前又利長遠，從而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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