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街知事

　　春節了，中國北方有個傳統。大年初一，長輩們會把喜歡熱鬧的孩子們喚到身邊，用手抱著孩子們的頭，往上提，希冀孩子們在新的一年能長大個兒。“拔蘿卜”也成為孩子們在春節期間充滿儀式感的一項活動。

　　對于走仕途的人來說，被“拔蘿卜”亦是一件幸福的事，這意味著年紀輕輕就獲得了組織認可，也意味著能少奮斗很多年，仕途發展具有更大潛力。

　　社會上習慣把那些破格、 越級晉升的情形，稱之為“火箭式提拔”。事實上，這些被外人艷羨的“坐火箭”官員，一定會長期獨領風騷、扶搖直上么？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最近聽說了這樣一則案例：

　　1991年，36歲的楊光成出任云南團省委書記，成為當時云南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他從副處到正局僅用了8年時間，是外界公認的希望之星。誰知此后20多年，竟然一直原地打轉，換了多個崗位卻無法再進一步。從年少得志到仕途失意，楊開始自甘墮落，最后還落了個晚節不保。2014年，楊光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云南省紀委立案調查。

　　內蒙古自治區原常務副主席潘逸陽擔任廣東團省委書記時，年僅34歲，他28歲當副處，6年后就晉升正局，被視作廣東政壇未來之星。與楊光成不同的是，潘仕途一直綠燈大開，40歲就當上副部級，成為江西省委常委，十八大上還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然而，個人發展的順遂，愈發助長了潘急功近利的思想，中紀委點出他的問題就有“為謀求個人職務調整，送給他人財物”。這一說法，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已經提得那么快了，還要送錢謀求提拔，莫非還想坐火箭當宇宙主席不成？

　　如果說，共青團干部的快速提拔，屬于做青年工作的特殊需要。那么，另一類官員“坐火箭”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大隱患。最近成為網紅的四川女官員李佳，在資陽市委書記任上落馬。她2004年時是正處，2005年升副廳，2006年升正廳。她從省委組織部一名處長升任常務副部長只花了3年時間。機關工作講究按規矩辦事，晉升亦是按部就班，李佳有何特殊才能，能連續被破格提拔呢？要想服眾，只有一個頗具江湖色彩的解釋：她上面有人。李佳落馬后，媒體紛紛認定她的伯樂是時任四川省長的魏宏，魏宏在組織部門工作多年，與李佳交集頗多，亦有傳聞稱他采用特殊渠道為李佳晉升鋪路。不論傳言真偽，李佳落馬后，魏宏也走向了仕途終點。有意思的是，這位長期做人事工作的高官結局恰與“拔蘿卜”相反，從正部降為副廳。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近年來，一些“坐火箭”的年輕干部背后，被發現有一群特殊的伯樂：2012年，21歲的王茜當上了湖南湘潭市某區發展改革局副局長。后有人舉報王茜的父親是湘潭市發改委原主任王達武。最終王茜的“火箭式提拔”被認定違規，并被責令撤銷，其父也受到處分；2013年，最年輕副縣長徐韜履歷被曝光：5年7次換崗，參加工作10個月就提任副科，一年半就從正科變成副處，有網友爆料，徐韜父親是湘潭市某區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省里的調查結果稱“沒有發現人為操作、弄虛作假及其他嚴重違規問題”，但當年5月，徐韜被免去了副縣長職務，湘潭市委決定按科級職務安排工作。

　　2014年1月，重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頒布，其中就提出黨政領導干部應當逐級提拔。對于“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才可以突破任職資格規定或者越級提拔擔任領導職務。

　　何為“特別優秀”呢？在關鍵時刻或者承擔急難險重任務中經受住考驗、表現突出、作出重大貢獻；在條件艱苦、環境復雜、基礎差的地區或者單位工作實績突出；在其他崗位上盡職盡責，工作實績特別顯著。”

　　何為“工作特殊需要”呢？領導班子結構需要或者領導職位有特殊要求的；專業性較強的崗位或者重要專項工作急需的；艱苦邊遠地區、貧困地區急需引進的。

　　請注意：逐級提拔和“破格”要求，是針對合規的干部調整而言的，那些依靠裙帶、圈子謀求快速晉升的情形本就屬違規之列，是必須消除的干部選任隱患。事實上，逐級提拔，對于干部個人成長是大有好處的，一方面可以保證干部隊伍的戰略平衡，調動各個年齡段干部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讓年輕干部深耕細作，扎實歷練，更加珍惜組織給予的每一次機會。從當前的干部選任思路來看，年輕時提得快的，現在腳步往往慢了下來，輾轉多個崗位歷練，但這并非如楊光成所言是官場失意，而是要回補基層經歷；年輕時在基層崗位默默奉獻，履歷完整、穩步晉升的，現在往往獲得了更多的提拔機會，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前兩天給大家介紹的超車官員們即是如此。

　　毋庸諱言，晉升，是對官員工作實績的一種肯定方式，也為官員施展才能，更好地為民干事提供了平臺。但晉升，歸根到底是為了干事，而不是為了晉升而晉升，更不是通過晉升攬權撈錢。我們總說要把好思想的總開關，說到底就是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如果遇上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時候”，也不要得意忘形，請時不時放緩一下腳步，問問自己的初心，問問自己當初為何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