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了,中國北方有個傳統。大年初一,長輩們會把喜歡熱鬧的孩子們喚到身邊,用手抱著孩子們的頭,往上提,希冀孩子們在新的一年能長大個兒。“拔蘿卜”也成為孩子們在春節期間充滿儀式感的一項活動。

　　對于走仕途的人來說,被“拔蘿卜”亦是一件幸福的事,這意味著年紀輕輕就獲得了組織認可,也意味著能少奮斗很多年,仕途發展具有更大潛力。

　　社會上習慣把那些破格、 越級晉升的情形,稱之為“火箭式提拔”。事實上,這些被外人艷羨的“坐火箭”官員,一定會長期獨領風騷、扶搖直上么?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最近聽說了這樣一則案例:

　　1991年,36歲的楊光成出任云南團省委書記,成為當時云南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他從副處到正局僅用了8年時間,是外界公認的希望之星。誰知此后20多年,竟然一直原地打轉,換了多個崗位卻無法再進一步。從年少得志到仕途失意,楊開始自甘墮落,最后還落了個晚節不保。2014年,楊光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云南省紀委立案調查。

　　內蒙古自治區原常務副主席潘逸陽擔任廣東團省委書記時,年僅34歲,他28歲當副處,6年后就晉升正局,被視作廣東政壇未來之星。與楊光成不同的是,潘仕途一直綠燈大開,40歲就當上副部級,成為江西省委常委,十八大上還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然而,個人發展的順遂,愈發助長了潘急功近利的思想,中紀委點出他的問題就有“為謀求個人職務調整,送給他人財物”。這一說法,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已經提得那么快了,還要送錢謀求提拔,莫非還想坐火箭當宇宙主席不成?

　　如果說,共青團干部的快速提拔,屬于做青年工作的特殊需要。那么,另一類官員“坐火箭”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大隱患。最近成為網紅的四川女官員李佳,在資陽市委書記任上落馬。她2004年時是正處,2005年升副廳,2006年升正廳。她從省委組織部一名處長升任常務副部長只花了3年時間。機關工作講究按規矩辦事,晉升亦是按部就班,李佳有何特殊才能,能連續被破格提拔呢?要想服眾,只有一個頗具江湖色彩的解釋:她上面有人。李佳落馬后,媒體紛紛認定她的伯樂是時任四川省長的魏宏,魏宏在組織部門工作多年,與李佳交集頗多,亦有傳聞稱他采用特殊渠道為李佳晉升鋪路。不論傳言真偽,李佳落馬后,魏宏也走向了仕途終點。有意思的是,這位長期做人事工作的高官結局恰與“拔蘿卜”相反,從正部降為副廳。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近年來,一些“坐火箭”的年輕干部背后,被發現有一群特殊的伯樂:2012年,21歲的王茜當上了湖南湘潭市某區發展改革局副局長。后有人舉報王茜的父親是湘潭市發改委原主任王達武。最終王茜的“火箭式提拔”被認定違規,并被責令撤銷,其父也受到處分;2013年,最年輕副縣長徐韜履歷被曝光:5年7次換崗,參加工作10個月就提任副科,一年半就從正科變成副處,有網友爆料,徐韜父親是湘潭市某區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省里的調查結果稱“沒有發現人為操作、弄虛作假及其他嚴重違規問題”,但當年5月,徐韜被免去了副縣長職務,湘潭市委決定按科級職務安排工作。

　　2014年1月,重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頒布,其中就提出黨政領導干部應當逐級提拔。對于“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才可以突破任職資格規定或者越級提拔擔任領導職務。

　　何為“特別優秀”呢?在關鍵時刻或者承擔急難險重任務中經受住考驗、表現突出、作出重大貢獻;在條件艱苦、環境復雜、基礎差的地區或者單位工作實績突出;在其他崗位上盡職盡責,工作實績特別顯著。”

　　何為“工作特殊需要”呢?領導班子結構需要或者領導職位有特殊要求的;專業性較強的崗位或者重要專項工作急需的;艱苦邊遠地區、貧困地區急需引進的。

　　請注意:逐級提拔和“破格”要求,是針對合規的干部調整而言的,那些依靠裙帶、圈子謀求快速晉升的情形本就屬違規之列,是必須消除的干部選任隱患。事實上,逐級提拔,對于干部個人成長是大有好處的,一方面可以保證干部隊伍的戰略平衡,調動各個年齡段干部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讓年輕干部深耕細作,扎實歷練,更加珍惜組織給予的每一次機會。從當前的干部選任思路來看,年輕時提得快的,現在腳步往往慢了下來,輾轉多個崗位歷練,但這并非如楊光成所言是官場失意,而是要回補基層經歷;年輕時在基層崗位默默奉獻,履歷完整、穩步晉升的,現在往往獲得了更多的提拔機會,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前兩天給大家介紹的超車官員們即是如此。

　　毋庸諱言,晉升,是對官員工作實績的一種肯定方式,也為官員施展才能,更好地為民干事提供了平臺。但晉升,歸根到底是為了干事,而不是為了晉升而晉升,更不是通過晉升攬權撈錢。我們總說要把好思想的總開關,說到底就是要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如果遇上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時候”,也不要得意忘形,請時不時放緩一下腳步,問問自己的初心,問問自己當初為何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