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資料庫

　　在中國股市動蕩的2015年，黃奇帆的名字爆紅于社交媒體的民間輿論場。

　　這大概因為他所主政的重慶市，在全國經濟普遍放緩的大局勢下，經濟增長依然高歌猛進。據重慶官方最新公布的數據，“十二五”末，重慶市的GDP已經達到1.57萬億元，5年年均增長12.8%。

　　作為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被認為是省級行政首長中最精通經濟的管理者之一。以至于，在中國股市動蕩的2015年，黃奇帆被股民們寄予了厚望，每隔一段時間，便有黃奇帆即將赴北京任職的各種小道消息流傳于社交媒體。

　　消息的源頭無法考證，但在民間的輿論里，黃奇帆儼然成為了“網紅”，并獲得了幾乎一面倒的好評。

　　“管理經濟的能手”

　　主政重慶之前，黃奇帆在上海涉足宏觀經濟管理20多年，曾是當年參與浦東開發的主要人物之一。2001年赴任重慶之后，黃奇帆歷任重慶市副市長、市 長，在他任職長達14年時間里，他參與和見證了重慶從一個遠離海岸的山城變成了中國內陸的開放高地，他本人在經濟管理上的知識和才華也得以充分發揮。

　　早于2012年9月，經濟學家張五常曾撰文稱贊黃奇帆管理重慶經濟的表現：“三年前你敢打賭這個到處皆山、霧多盛產美人、離海岸遙遠、曾經是恐龍喜 歡聚居的重慶，會把電子工業搞起來嗎？三年前黃奇帆打這個賭，今天重慶的電子產品，以件數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長說再過兩年按件數產量會達地球的三分 之一。”

　　現在來看，黃奇帆當初所預期的重慶電子夢，如今已實現了。重慶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電子產業基地。

　　張五常曾評價黃奇帆說：這個人思想細致緊密，組織力強，對數據的掌握有系統。黃奇帆的經濟發展策略跟他認識的一些其他地區干部的構思相近，但勝出的地方有三點：其一，構思比較有系統和清晰；其二，他做出來的有大氣；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難題能想出解決的妙方。

　　“他確實是管理經濟的能手，擁有微妙、高超的經濟管理技巧。理論水平、政策水平和實踐能力，兼而有之，相當厲害。”重慶市政府經濟部門的一位官員接 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他的那些主管經濟的同仁們對黃奇帆都非常佩服。“他擅長的領域包括金融資本和土地，推動改革也很有辦法。”

　　黃奇帆在重慶14年，他先后經歷過6位市委書記。2010年開始任市長，先后與三位政治局委員搭檔。黃奇帆的一位下屬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評價他說，雖經歷了多任市委書記，但他始終能夠把握住分寸，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候。“他是實干家，干活的人。”

　　堅決不碰產能過剩行業

　　在重慶政商領域，黃奇帆被認為是風險管控的高手。

　　雖然重慶經濟近年來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但黃奇帆仍時時敲響防風險的警鐘。他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主要是金融風險、債務風險、房地產風險以及產能過剩風險等。其中，產能過剩的風險是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風險。經濟風險的源頭是產能過剩。

　　“全行業過剩30%、40%甚至50%，幾乎所有企業，都會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賠本，形成行業性虧損……更嚴重的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還會連累金融業，造成銀行壞賬，增加誘發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風險。”黃奇帆說。

　　因此，過去的這些年，重慶堅決不碰產能過剩行業。

　　在過去的那些年，當全國每年煤炭產量從20億噸上漲至50億噸時，重慶嚴格控制在4000萬噸；當全國鋼鐵產量從1億噸暴漲至10億噸時，重慶仍然 是600萬噸；重慶還避免了全國一哄而上的光伏電池、風力發電產業的風險；全國火爆但事端頻發的P2P信貸，重慶也基本不碰……

　　而在房地產領域，黃奇帆也一直注意謹防過剩，控制每年房地產的總投資不要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5%。

　　分析人士認為，重慶的這些做法與供給側改革所強調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思路頗為相似。

　　黃奇帆曾接受媒體采訪說，他理解供應學派理論幾個重要特點：政府要保持較低成本的投資環境，促進企業較好地發展；放寬市場準入門檻，讓各類大中小微企業競相發展；形成同等國民待遇的市場，使各類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必要的時候，政府出資補助可增加就業的企業來穩定就業。

　　在黃奇帆看來，政府是造環境，環境造好了，這個地方就發展了。

　　重慶市政府一直努力營造“五低”環境。所謂“五低”，就是低稅費成本、低融資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產成本。重慶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五低”環境。重慶市工業企業的利潤也因此連續數年增長為全國第一。

　　金融的著力點與房地產調控術

　　因為擅長金融管理，黃奇帆還有“金融市長”之稱。

　　在重慶，黃奇帆努力推動直接融資市場，通過股票市場、銀行間市場、企業債券等從資本市場為企業直接融資。他認為，這是解決融資問題的關鍵。據他透露，2014年，重慶市政府幫助企業籌集到一千四五百億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資金，都是從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得來。

　　但他并不看好火爆全國的P2P互聯網金融，曾多次公開批評，而且早于2014年就暫停了P2P網貸公司的審批。

　　在黃奇帆看來，中國P2P實際是個“貌合神離”平臺。沒有壞賬準備金、存款準備金等金融機構應有的設置。就像開一個賭場，賭民之間在賭，賭場只是提供牌和桌子。P2P公司通過其網絡平臺，讓想借錢的人與并不認識但愿意借錢的人溝通。“誰在監管？誰能監管？怎么監管？”

　　他解釋說：P2P是一個互聯網金融，它做的是一個平臺，“P”和“P”之間互相貸款，但是這個平臺本身不進行任何貸款。“中國一下子出現1000多 家P2P公司，最近這幾個月倒閉了30%，原因是什么？就是違反了金融的基本原理。”他認為，P2P把老百姓的錢匯集到平臺上，這個平臺變成集資的平臺， 平臺作為法人，又把錢借給大戶。這種模式沒有任何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是亂創新。

　　作為市長，黃奇帆一直緊盯房地產調控。

　　在他的經驗里，控制好三方面，房地產就會平穩發展。也就是，每年房地產的總投資不要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5%，跟規劃人口有關的社會結構的總量要平衡，還要控制房地產的按揭。

　　他解釋說：超過25%一定供過于求，低于25%又供應不足，不適應城市化。如果一個地方基礎設施投資中，房地產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長遠看沒后勁。

　　黃奇帆認為：“調控地價十分重要，別以為地價高了賺錢，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它是個好事，但如果唯利是圖，一根筋把地價推高，長遠就使得房地產價 格過高，工商企業房產資源成本過高，最后使得這個地方工商經濟蕭條，無法良性運作，這地方的人氣都轉到了泡沫房產，而不務實業，最后毀壞了整個城市發展的 方向，后果就很嚴重。”

　　他因此強調，樓面地價拍賣，不要超過當期房價的三分之一，是很重要的游戲規則。

　　從“地票”制度到PPP模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黃奇帆成為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組成員之一。三中全會之后，黃奇帆還是三中全會中央宣講團的成員之一。這被視為中央對重慶正在進行的改革探索予以肯定，重慶的不少經驗也被納入其中。

　　據黃奇帆說，三中全會的文件里設定的各種改革有330多項。重慶政府這幾年，總體上每年推進的改革也有100多項。

　　僅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改革為例，全國各地都出了很多文件來推動這項改革，重慶也在2014年出臺了《PPP投融資模式改革實施方案》。但到了2015年初，全國真正實施PPP項目簽約然后跟進實施的大約5000多億，其中2600億來自重慶。

　　黃奇帆分析，重慶做得好的關鍵是重慶的改革方案抓住了PPP的要害，即投資收益。投資必須要有盈利才能吸引投資者前來。

　　而在重慶的所有改革中，最引人關注的當數“地票”制度。這是重慶自2008年起探索的一項土地改革制度。

　　所謂“地票”是將農村用地指標轉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具體包括農村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閑置 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經過復墾并經土地管理部門嚴格驗收后，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通過交易，獲得地票者可在重慶市域內，申請將符合城鄉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 規劃的農用地，征轉為國有建設用地。

　　重慶“地票”制度實行這些年來，15萬多畝農村閑置的建設性用地復墾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價格扣除復墾的成本，15%歸集體，剩下的 85%全部歸農民，收入近300億元進了農村，反哺了農民。另一方面，“地票”制度也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并確保耕地紅線不被突破。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之后，重慶關于“地票”的改革更是引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