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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挽救黨和紅軍的“六次會議”

　　翻開紅軍長征史料，會發現這樣一個特點：紅軍在長征途中經常是一邊行軍一邊頻繁地開會。這種現象在湘江戰役后尤為明顯。今天再去回顧這些會議，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發生的一次又一次偉大轉折的思想軌跡。

　　長征中，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有數十次之多。這些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實施正確領導、作出重大決策的需要，也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縱橫十余省、長驅數萬里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的這些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一是引領紅軍向哪里去的戰略方向問題；二是怎么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三是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及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作斗爭的問題。由此，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后勝利。這一點在遵義會議前后的幾次重大會議上，得到了有力體現。

　　通道會議

　　向敵人力量薄弱處進發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8．6萬人告別中央根據地，開始了戰略大轉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據當時長征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納，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12月11日，中央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此次會議研究行軍路線的改變問題，雖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通道會議以后，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黎平會議

　　籌劃進行人事變動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的行軍路線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恩來和大多數與會者肯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

　　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里。此時，張聞天因身體不好坐上了擔架。橘子園里，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說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這個時候，紅軍已經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略行動，并且已經出現了轉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子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由此，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猴場會議

　　限制博古、李德指揮權

　　1935年1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甕安的猴場。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 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錯誤主張。

　　猴場會議作出的《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等于開始動議限制博古、李德指揮權。

　　猴場會議是紅軍進入貴州后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會后，紅軍主動出擊，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城，從而掀開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遵義會議

　　結束“左”傾路線的統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等。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 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博古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出來發言，矛頭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并揭露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這被視為對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言，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基調。張聞天作的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志。由此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

　　在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之后，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斗爭，就擺到桌面上來了。

　　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接連失敗，“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造并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云等同志相繼表態支持。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認可。

　　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上，遵義會議獨立自主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扎西會議

　　開創全黨全軍領導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在此期間，關于中央領導人變換有三次重要的談話。

　　一是周毛談話，他們認為由博古繼續領導有困難，如果調整黨的總負責人，按當時的形勢理所當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但是，毛澤東提出由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這個考慮顧及了各個方面，包括共產國際因素。

　　二是周博談話。遵義會議后，博古對會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為此，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認為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他和博古都不合適當領袖。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出身，熟悉中國國情，有很強的軍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帥才。因此，建議博古摒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大局。最終，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張談話。毛澤東從多方面考慮認為應該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據此周恩來與張聞天進行了一次談話。

　　扎西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并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使廣大指戰員深刻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實質，充分肯定并決定貫徹實施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時，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關于調整常委分工的決定，開創以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相互配合、共同領導全黨全軍的新局面。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茍壩會議

　　重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又找到周恩來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遭受重大損失。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建議，周恩來將建議轉達給張聞天。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完成了遵義會議關于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