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喆：全球經濟治理需要中國方案

　　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不變”的是依舊有眾多經濟、政治、企業精英匯聚達沃斯把脈經濟，“變”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歷史性地首次出席論壇并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今年論壇的主題為“領導力：應勢而為、勇于擔當”，在逆全球化苗頭凸顯、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的當下，對于全球經濟治理，中國更看重的是“擔當”，只有“擔當”，前行方能“應勢”，發展方能“有為”，治理方能“有力”。

　　世界正處在一個迷茫的十字路口，全球在困惑中難以抉擇。這種困惑，在2016年西方各國的選舉結果中顯而易見。所謂社會撕裂，代表的不僅僅是階層與階層間、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而且是沖垮既有認識觀的新意識形態洪流。盡管我們目前還未能十分洞悉這種洪流的本質、規律與走向。但能夠知曉的是，國際秩序已經在此洪流下發生著變化。全球治理的經濟基調從貿易自由主義的退潮開始改變。貿易爭端與摩擦頻發，已經是近年來越來越常見之事。

　　世界經濟疲弱的根本原因是結構性改革滯后，但各國都更愿意從直接見效入手，除了在貨幣政策上大力放水，國際貿易中也加強對國際市場的爭奪與切割，導致了國際規則的碎片化。

　　舊有秩序正在被逐漸打破，國家發展不平衡及各國實力對比改變形成的新局面是沖突的實質。但是，新型秩序尚未建立。從地區到全球，從國別關系到世界秩序，從單項事務到整體事務，從既有程序到無視程序，危機后的世界正在面臨的不只是經濟疲弱，還有國際秩序的潰堤和舊有意識形態的崩塌。中國在此時提出的，是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和方案。

　　從政治上，中國立志于推動全球共治的全新理念。中國秉承“和平崛起”的一貫宗旨，從自身發展的得失中總結經驗教訓，認為開放、包容是國家經濟發展和世界共同進步的基礎，積極倡導全球在困難時期更應該互幫互助、義利兼顧。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對世界經濟難題提出了全球經濟治理的“藥方”：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辟增長源泉；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建設聯動型世界經濟，凝聚互動合力；建設包容型世界經濟，夯實共贏基礎。為全球經濟復蘇傳遞了信心、提供了新方向。

　　從經濟上，中國立足于推動全球投資、貿易、服務的深度流動。中國推動新興市場國家提高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投票權和份額，積極支持金磚國家建立自己的銀行，在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時購買歐元的資產等行動，獲得了國際社會的相當認可；G20杭州峰會上通過的《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顯示了中國有決心和能力與各國共同走出貿易和投資困境；由中國倡議、57國共同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旨在幫助亞洲各經濟體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彌補資金缺口，目前已經完善了組織架構，批準9個項目，發放貸款總額約17億美元，實現了良好開局。

　　從生態上，中國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大國義務。在已經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的基礎上，中國提出綠色發展理念；近年來，全國單位GDP能耗降幅逐年擴大。“十三五”時期將完成對國際承諾的減排任務；當前，綠色金融在中國發展迅速。中國的綠色信貸體系建設在世界上屬于領先水平，也是第一個由政府支持的機構發布本國綠色債券界定標準的國家；中國還積極推進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與美國、歐盟等共同發布了多份《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同時，在氣候治理問題上積極推進南南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在全球經濟疲弱、貨幣競爭性貶值的大背景下，中國實施的結構性改革，體現了敢于擔當的勇氣。中國一再提出，反對以“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作為單純的經濟“強刺激”手段，堅持結構性改革，堅持深化改革。

　　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也表現在重視與鼓勵科技創新上。2016年《互聯網趨勢》（Internet Trends）報告認為，中國已成為互聯網市場領導者，在體量及商業創新上均具有優勢，在海外的認可程度也相當好。當前，全球前10家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有4家來自中國。中國企業正在積極地參與全球技術創新。2015年全世界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中，第一名是華為，第二名高通，第三名中興。中國企業也在管理模式和戰略布局上尋找、摸索和創造未來。

　　中國也在積極踐行市場化改革，并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2015年8月11日，中國完善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加大了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2016年10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批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正在朝由市場供求決定匯率的改革方向穩步前進。

　　中國還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的補充、完善和改革。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于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富不均”現象和全球治理中出現的兩極分裂和對立現象，中國采取的措施是，積極幫助新興國家抱團取暖，并搭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暢通橋梁，使大家能夠合作共贏。建立南南對話機制、金磚對話機制、G20擴大合作機制等，成為發展中國家踴躍參與到國際秩序建設、改革中來的有益機制。

　　當此時代，使用“短平快”的方式來挽救經濟、政治弱勢的國家越來越多，但越是如此，就越是會在中長期加速經濟、政治的衰退。當全球真的從貿易自由主義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從國家開放主義轉向國家孤立主義，從國際合作主義轉向狹隘民族主義，也許某些國家能夠在短期內看到就業崗位增加帶來的民眾歡呼，但卻會在中長期發展中丟失市場，加重全球性失衡。

　　中國深刻認識到，當前國際秩序的危機，是結構性危機。從內部說，本輪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各國經濟結構性扭曲造成的。近年來，發達國家因經濟疲弱喪失全球治理的絕對控制權，全球走向了多極化，但發展中國家又無力深度參與全球共治，導致了碎片化，全球治理走向分崩離析的局面。“領導力”在此時別有深長意味。中國強調的是不搞狹隘政治，而是在世界格局新變遷中堅持作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看到的“領導力”，不是尋求去“領導”，而是建設一種發自內心的、處變不驚的、柔中帶剛的“力”。（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萬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