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后，一出講述年輕女孩反對母親索要“天價彩禮”的地方戲《退彩禮》在山東菏澤震動十里八鄉，并被《新聞聯播》報道。

　　正在進行的全國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也談到“天價彩禮”現象，并提及一些具體措施。

　　3月6日，在山東省代表團的小組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沙元菊發言的題目就是《打擊“天價彩禮”，防止因婚致貧、因婚返貧》。她的家鄉在山東省菏澤市，正是戲曲《退彩禮》上演的地方。

　　沙元菊 資料圖

　　沙元菊是山東曹縣誠輝皮毛經貿有限公司的車間主任，作為一名農民工代表，她注意到，高彩禮在當地農村地區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有些地方的彩禮至少要10萬元。

　　她走訪過一個家庭，孩子的母親癱瘓在床，父親走不穩，家庭負擔很重，絕不可能承受得起當地流行的“萬紫千紅一片綠”和“一動不動”——“萬紫”指的是1萬張紫色的5元鈔票，“千紅”指1000張紅色的百元鈔票，“一片綠”指的是1張綠色的50元鈔票，這些加起來已是15萬余元；“一動”和“不動”則分別對應汽車與房子。

　　“家庭條件不好的，結婚就可能致貧。”沙元菊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在同一天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孫貴寶也表示，“天價彩禮”會導致“因婚致貧”現象，結婚成本過高使很多家庭的發展后勁不足。

　　“高昂的彩禮超出了很多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也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全國人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市長馬漢成說。

　　曾有媒體報道，在高彩禮現象比較嚴重的甘肅慶陽一帶，因婚姻變故，“索回彩禮”的糾紛呈上升趨勢。極端案例中，還出現過因索要彩禮導致的惡性刑事案件。

　　孫貴寶認為，農村“天價彩禮”盛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落后，一些偏遠的貧困鄉村沒有建立完善的養老機制和社保體系，農民年老后缺乏經濟來源和社會保障，彩禮成了一種變相的保障。

　　馬漢成還注意到：“現在結個婚，往往是小兩口富了，父輩窮了。”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老人辛苦一輩子，給新娘家的彩禮其實轉移到了年輕夫婦那里。

　　沙元菊在發言中分析說，適婚男女比例不平衡也是“天價彩禮”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和農村地區過去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導致出生比例不平衡，以及年輕女孩外出打工后留在城里不返鄉有關。

　　“農民的‘傳宗接代’思想和‘面子’觀念又加劇了鄉村內部的競爭。”沙元菊介紹，在男女比例失調的情況下，一些經濟狀況好、男孩自身條件好的家庭，往往等不到法定婚齡就給孩子訂婚、辦結婚儀式。剩下的“光棍”如果要結婚，也會采取高彩禮的方式，有的是迫于社會壓力，有的是不甘示弱。這樣的家庭，孩子即使靠借貸勉強結了婚，也可能“因婚致貧”或“因婚返貧”。

　　“職業媒婆”的“忽悠”也讓沙元菊憂心忡忡：“這個群體往往是由一些油嘴滑舌、好吃懶做的農民組成，在利益驅使下，他們到男女雙方家里反復溝通聯系。”而“不能得罪媒人”這一觀念已經深入到大部分農村家庭。“‘天價彩禮’在一些地方盛行，‘職業媒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市子干鄉子干村黨支部書記栗翠田曾告訴媒體：“每家家長都拼命給人家湊，實際上這是惡性循環，從根本上說，是貧窮產生了‘天價彩禮’。”因此，脫貧致富是反復被提及的解決“天價彩禮”問題的治本之法。

　　沙元菊也在發言中表示，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一方面要將更多的優惠政策向農村傾斜，科學利用旅游、種植養殖等優勢資源讓農民提高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改變一些農民的落后思想。

　　與此同時，“外力干預”也很重要。“首先對違反移風易俗工作的黨員干部要嚴肅處理，對普通農民也要加強管理。”沙元菊說。

　　有些地方已經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據報道，甘肅省崇信縣嘗試從法律角度入手，通過培訓使村民在保媒拉纖過程中自覺與“天價彩禮”現象作斗爭，從源頭上預防媒人哄抬彩禮。此前，寧夏自治區彭陽縣制定過一項政策，對彩禮和人情的最高限額作了規定。

　　在其他高彩禮現象比較嚴重的地區，也已有了類似嘗試。安徽省碭山縣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發倡議書呼吁大家自覺抵制高額彩禮、大辦宴席等不良現象。

　　針對“因婚致貧”的問題，甘肅省張家川縣在發放精準扶貧專項貸款時強調，精準扶貧專項貸款應用于發展產業的專項資金，不能用作婚嫁彩禮或其他消費，否則一經發現，全部收回。

　　馬漢成透露，固原市正在研究市級層面的有關指導政策，各縣可以在此基礎上根據具體情況制定限制高彩禮的舉措。“我認為政府在這個方面要有作為。”馬漢成說。（原題為《遏制“天價彩禮”，哪些好做法正在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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