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史劇作家來說，何為史，就是要以宏大歷史視野，正面、完整、真實、形象地再現歷史大劇的歷史風云；何為詩，就是要求全劇的描寫、對話應盡量用詩化語言，盡可能用多種藝術創(chuàng)作手段塑造歷史人物形象。史、詩兩方面的藝術結合，就會成就史詩品格。

　　我雖然是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yè)生，因喜讀歷史，自稱是史海中的綠林好漢。上世紀60年代，我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興趣，想從中悟出更多人生哲理，歷經十年潛心研讀，暗自決定棄樂從文，學習太史公以人帶史的傳統(tǒng)，寫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書，并選定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作為這部大書的主人公。前20年，我寫了《李大釗》《周恩來在上海》《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開國領袖毛澤東》等近20部長篇史傳文學；后20年，我寫了《辛亥革命》《尋路》《長征》《延安頌》《解放》《換了人間》等20余部具有史詩品格的長篇電視連續(xù)劇。這就是我40多年來用汗水澆灌出來的創(chuàng)作成果。其間，很多師長和文友希望我總結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經驗，蓋因自己羞赧始未動筆。長篇電視連續(xù)劇《換了人間》播出后，我驀然發(fā)現自己已近“八十老翁何所求”的年齡，頓感有必要梳理一下自己走過的創(chuàng)作之路。

　　用唯物史觀解讀中國革命歷史

　　古今中外作家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反復證明這樣一條真理：同樣一件史實，同樣一位歷史人物，在不同信仰作家藝術家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所以作家藝術家的世界觀在創(chuàng)作中起決定性作用。

　　長征是人類戰(zhàn)爭史上的奇跡，不僅以其獨特的戰(zhàn)爭魅力，讓中國人民心中產生無窮精神力量，它還突破時代和國界，在世界上廣為傳揚。但是，因世界觀不同，有些人對長征下了不同結論，并在觀眾中產生不良影響。如：一說長征是主動進行的偉大戰(zhàn)略轉移，再說遵義會議是“擔架上的陰謀”，三說周恩來與李德、博古等沒有分歧，應負失敗主要責任。為此，我作為一位唯物主義者，決定寫出一部較為接近歷史真實的長篇電視連續(xù)劇《長征》。唯有如此，我所頌揚的長征精神才能展開自由想象的兩翼，向著美好境界飛翔，讓今天的觀眾——尤其是中青年觀眾知道，長征精神絕不是畫餅充饑的精神鴉片，而是一面指引革命方向的精神靈旗。同時，我也希望今天的觀眾看完后，對長征內涵產生新認識。長征，作為中國近代政治家的舞臺，再現不同政治家形象；同時，它還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折射出古國文明的治國理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367天的長征中，獨立自主選擇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確保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長征，作為軍事家角逐的偉大戰(zhàn)場，打出戰(zhàn)爭史上最為壯麗的篇章；同時，它還在這特殊的偉大戰(zhàn)場上打出毛澤東軍事思想，一定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偉大勝利，打出一個新中國。

　　再如，唯有堅定地運用唯物史觀解讀中國革命歷史，才能找到大型電視連續(xù)劇《換了人間》的戲魂。在中國現代革命偉大征程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節(jié)點，她不僅宣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終結，同時還開啟以城市為中心、奪取全國勝利的新篇章。這就是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篇章。長篇電視連續(xù)劇《換了人間》就藝術地反映這一偉大時代變革過程中，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歷史走向以及社會階層變化，尤其是通過兩種不同精神文化搏擊，讓今天的觀眾獲悉新中國是如何誕生的，人民為什么擁護共產黨，認識到毛澤東代表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走向和選擇，而蔣介石逆潮流而動，終將被歷史所拋棄。自然，我更想通過電視藝術特有的感染力，讓觀眾感懷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場換了人間的革命是何等偉大和不易。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電視劇《換了人間》能夠獲得廣大觀眾如此歡迎，就足以證明堅持唯物史觀解讀中國革命歷史是正確的。同時，也讓我們看清時下某些史學和藝術工作者，尤其是影視創(chuàng)作者通過自己的作品頑固宣揚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是何等虛偽！

　　堅持以史詩品格藝術再現歷史

　　細心的觀眾看完我寫的這20余部電視連續(xù)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實質是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換了人間，分部寫成的長達近500部集的史詩大劇。因此，這就要求我在長達20多年的寫作中不受客觀形勢影響，使每一部電視連續(xù)劇的藝術風格和結構既有變化又要統(tǒng)一，讓不同時代觀眾感受到大氣磅礴、渾然天成的藝術效果。因此，我在寫作中除了堅持用唯物史觀解讀中國革命歷史，還必須持之以恒地以史詩品格藝術再現這段長達38年的歷史。這其中最難的是藝術風格統(tǒng)一中的變化。

　　長征自身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它就像一座取之不盡的藝術寶藏，吸引著中外藝術家——尤其是影視劇編劇。在此之前，由于諸多因素與藝術功力欠缺，尚沒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長征歷史并得到觀眾認可的電視劇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作為編劇，我自然清楚第一難題是結構。直言之，必須突破一個戰(zhàn)役接著一個戰(zhàn)役的寫作套路，把觀眾從審美疲勞中解放出來，讓觀眾從起承轉合結構中去接受長征精神陶冶。歷經無數不眠之夜，默默地審視長征這段歷史，我這個由作曲改行當編劇的人突然發(fā)現，偉大的長征竟然是一部渾然天成的交響樂。

　　1934年4月廣昌保衛(wèi)戰(zhàn)猶如萬把軍號，吹響這部悲壯的《長征》交響曲序曲。接著，迭經廣昌、建寧等會戰(zhàn)的慘敗、于都河中央蘇區(qū)軍民的壯別、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一直到血戰(zhàn)湘江，真可謂壯懷激烈！這就是《長征》交響曲的第一樂章。湘江戰(zhàn)役結束之后，中央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他們缺衣少食，沒有彈藥補給，冒著初冬的寒風苦雨被迫敗走西延大山，經老山界、通道、黎平、猴場、烏江直到遵義，情緒低沉的紅軍指戰(zhàn)員自上而下都在思考：“戰(zhàn)無不勝的工農紅軍為什么會落得這步田地？”“誰能力挽狂瀾，把失敗中的紅軍引向勝利？”這種充滿悲情氛圍的事件和戲劇節(jié)奏，宛如交響樂曲中的慢板第二樂章，如泣如訴，愴然而深沉。

　　遵義會議召開之后，毛澤東重新回到軍事指揮的崗位上來，通過土城之戰(zhàn)、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奇襲貴陽、佯攻昆明、北渡金沙江、搶占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雪山等著名戰(zhàn)役，紅軍終于走出被動挨打的態(tài)勢，迎來一個又一個勝利。這一組組靈活機動的戰(zhàn)爭畫面以及那一幅幅喜慶勝利笑顏，組成《長征》交響曲快板第三樂章，整體節(jié)奏明快，給人以昂然向上之感。

　　兩大主力紅軍會師之后，由于張國燾陰謀奪取中央領導大權，使紅軍陷入草地之危：高寒缺氧、少衣斷糧，紅軍再次面臨生死抉擇。它就像是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天然地呼應第一樂章，再次展現出悲涼愴然的史詩畫面。待到臘子口戰(zhàn)役結束，竹笛吹響了明快的陜北《信天游》，這部交響曲就在毛澤東筆走龍蛇書寫七律《長征》畫面中進入勝利尾聲。

　　史詩要靠結構，《長征》四個樂章設置既避免雷同戰(zhàn)役連綴，又賦予長征輕重緩急節(jié)奏的對比，更重要的是讓觀眾能在這四個樂章交響曲中感悟到真正的長征精神。但是，如何把紅軍用生命寫成的這部《長征》交響曲化作一部有藝術感染力的電視劇精品力作呢？這又是每一位有時代責任感的劇作家必須回答的。

　　在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典型領袖形象

　　這部近500部集的大型電視連續(xù)劇能否獲得成功，不僅取決于劇作家駕馭這一偉大歷史革命題材的結構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還要看劇作家能否把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形象塑造提高到一個全新水平。為此，它要求劇作家必須藝術地營造忠實于革命歷史的典型環(huán)境，進而再塑造典型且又具有不同性格的領袖形象。唯有如此，才能和這部大劇的史詩品格相統(tǒng)一。

　　何為史，就是要求這部大劇以宏大歷史視野，正面、完整、真實、形象地再現這段歷史風云，“對于歷史背景的交待，對所有重大歷史事件的描寫，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節(jié)都能經得起與基本事實的認真對照”。換言之，這部劇排斥戲說歷史、歪曲革命。實踐證明，唯有如此，劇作才有生命力，塑造領袖的藝術形象才有生命力。

　　何為詩，就是要求這部大劇是一首戲劇化的長詩。換言之，全劇的描寫、對話應盡量用詩化語言。無論是波瀾壯闊的歷史，還是浩瀚無盡的原始素材，都應該為塑造毛澤東、周恩來及其戰(zhàn)友藝術形象服務。同時，所有藝術創(chuàng)作的手段也只是完成這部革命歷史大劇的創(chuàng)作工具。

　　簡言之，史、詩兩方面的藝術結合，就會成就史詩品格，也是塑造典型領袖人物的典型革命環(huán)境。這一成功經驗再一次為電視劇《換了人間》所證明。自然，塑造多樣化且有與時俱進現實品格的領袖人物形象，還必須尋找新藝術手段。為此，我有意從地緣文化視角入手，塑造全新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藝術形象。

　　毛澤東是湖南人。楚文化孕育剛強性格，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可以做到以節(jié)殉國、為主義獻身。古代的屈原，近代的譚嗣同、陳天華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毛澤東那種不求浮名、不尚私利，不向強權低頭的剛強性格，可以從楚文化中找到答案。以此作為塑造毛澤東藝術形象切入點，就會突破以往觀眾通過屏幕所熟悉的毛澤東形象。這個新的毛澤東藝術形象可借用一句古語來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恩來的祖籍是浙江紹興，少年居住在江蘇淮安。吳越大地，山清水秀，物產豐富，文化底蘊深厚。以此作為塑造周恩來藝術形象切入點，一個更為深沉的周恩來形象就會躍然于屏幕。這個新的周恩來藝術形象也可借用一句古語“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概括。

　　作為編劇，我深知準確寫出自強不息的毛澤東與厚德載物的周恩來兩種不同文化性格，表現他們從相識到相知過程，不僅關系兩個領袖人物的藝術塑造，還關系全劇文化品格。為此，我在《長征》中采用“捉虱子”這樣一個真實情節(jié)：毛澤東不能容忍一個虱子的叮咬，開會前提出進行一場捉虱子比賽。對此，周恩來卻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不久，周恩來在過草地前夕病倒，鄧穎超在他的毛背心上捉了173個虱子。毛澤東看后悟出一個道理：剛柔相濟，始可有成。換句話說，這個情節(jié)不僅從文化上寫出毛澤東、周恩來的不同性格，更令自強不息的毛澤東認識到若想完成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和厚德載物的周恩來親密團結，共同戰(zhàn)斗。我相信，不同觀眾看后，一定還會從不同視角感悟出深邃哲理和革命道理來。

　　我寫的這部歷史大劇既有成功經驗，同時還有不少寫作教訓，都需要認真思考并加以總結。可惜紙短話長，就此打住，留待他日去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