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1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聚焦于近日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呼吁兩國重新回到世貿組織框架內解決問題，不要令事態發展至貿易戰的地步。

　　在回顧貿易摩擦起因時，李顯龍批評美國政府單方面挑起爭端，使得全球多邊體系面臨威脅：“多邊體系曾在二戰之后幫助整個世界重回繁榮。因此全球各國，無論大小，都將被這場貿易戰殃及。”

　　李顯龍認為，美國與其指望借助一場貿易戰來解決貿易逆差問題，不如在自己國內找原因，文章稱：“一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是該國所消費的商品總量大于它所生產的商品總量的結果，這一問題既不是貿易壁壘所造成的，也不會被貿易壁壘所解決。”

　　作為新加坡的現任總理，李顯龍對于中美關系給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帶來的影響深有體會。他表達了對于貿易摩擦升級的擔憂：“每年經由我國進行的貿易總量比全國GDP的三倍還多。如果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爆發貿易戰，那么將對新加坡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此外，貿易摩擦給中美兩國關系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超出經濟范疇，使得如半島無核化等需要中美兩國聯手解決的問題進展停滯不前，給世界和平蒙上陰影。

　　李顯龍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飛速增長，中美兩國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競爭應該被置于“一個相互依存的框架和國際通行的規則體系下”得到解決。

　　在評價中國的應對時，李顯龍贊揚了中國在最近的博鰲論壇上所表現出的開放和多邊主義立場。他希望中國持續對外開放的姿態能夠成為化解兩國爭端的契機，“開花結果”。

　　以下為原文：

　　早在矛盾爆發之前，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便已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摩擦。但是隨著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對中國加征單邊的進口關稅，一場貿易戰的威脅已經無比清晰。

　　在美國國內，這一挑起爭端的舉措得到了許多勢力的擁護。若干年前曾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一些美國公司如今感到自身在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中處于劣勢地位。這些公司理直氣壯地認為中國市場不夠開放，投資行為處處受限，尤其是在金融和科技領域。因此交易環境是不公平的，在昔日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5%的時候制定的貿易安排和讓步措施已不適用于今天GDP占世界總量15%的中國。

　　但是單方面提高關稅并非正確之舉。原本中美兩國遠不至于走到貿易戰這一步，但是如果一方開啟戰端，那么這必將嚴重損害基于規則的多邊體系，而這一體系曾在二戰之后幫助整個世界重回繁榮。因此全球各國，無論大小，都將被這場貿易戰殃及。

　　我們相信，貿易糾紛應當在世貿組織框架內得到解決。如同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當評估經濟關系時，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國與某一貿易對象國之間的貿易平衡，而是該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整體平衡。此外，造成貿易逆差的原因應該在國內尋找：一個國家產生貿易逆差是該國所消費的商品總量大于它所生產的商品總量的結果，這一問題既不是貿易壁壘所造成的，也不會被貿易壁壘所解決。

　　中美兩國有著全世界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都受益于一個開放的，遵守規則的國際秩序及多邊貿易體系。這一關系促進了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并且加深了亞洲、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區域的互相依賴關系。

　　亞洲是快速成長中的美國商品與服務的出口市場。作為全球第二繁忙的港口和第四大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就像一個國際平臺，將美國和亞洲的經濟連接在一起。我國是一個規模較小的開放經濟體，每年經由我國進行的貿易總量比全國GDP的三倍還多。如果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爆發貿易戰，那么將對新加坡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它在國際經濟的地位以及全球貿易的比重已經大幅增長。這一變化改變了整體的戰略平衡格局。國際社會中出現了合理的期待，希望中國可以進一步開放它的市場，為多邊貿易體系做出貢獻。

　　近期，中國已經宣布將繼續保持開放和多邊主義的立場。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加強貿易與投資往來、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兩大主要措施。在最近的博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了未來加大中國金融開放力度、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度、保護知識產權、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的計劃。這些舉動得到了特朗普總統的承認和歡迎，我們期待看到這些姿態落實為行動，開花結果。

　　盡管大多數亞太國家將繼續追求貿易與經濟的自由化——比如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但這些倡議無法彌補貿易戰帶來的破壞。

　　除了經濟上的損失，中美兩國的關系趨于緊張還將使得兩國在其他重要議題上的合作變得困難，諸如半島無核化、區域安全、防止核武器擴散以及氣候變化等。缺少了兩國的通力合作，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一旦某個爭端問題升級，造成中美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惡化，會給世界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中國與美國產生競爭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這一競爭是否能在一個相互依存的框架和國際通行的規則體系下得到解決，結果是截然不同的。最終風險會體現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穩定之上。而無論對于美國、中國還是其他世界各國，這一風險都過于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