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戰以來，國際格局的一種形態所持續時間大約為40年左右，如一戰后的多極格局持續了30多年，冷戰的兩極格局持續了40多年。然而，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持續到現在已經有70多年了，這意味著，國際格局的變化不必然導致國際體系性質或類型的改變，這反映了局部和總體之間的關系。以此為理論分析框架，筆者分析中美戰略競爭關系對國際體系是可能有影響的。

　　意識形態競爭與中美兩極化趨勢

　　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是權力之爭還是意識形態之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不同性質的競爭將對國際體系造成不同的影響。一般來說，權力之爭基本上不改變國際體系的性質，而如果意識形態之爭以新意識形態主導為結果，則有改變國際體系性質的可能。

　　中美綜合國力差距縮小是中美權力之爭的根本原因，但中美意識形態之爭則源于兩國執政者的個人思想觀念。例如，20世紀50—60年代，中美領導人都專注于意識形態，雙方意識形態之爭極其嚴重。整個80年代，雙方意識形態之爭由弱轉強。上世紀90年代初，雙方意識形態之爭重新劇烈起來。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回應中國弱化意識形態沖突的政策，對華進行了國事訪問，雙方的意識形態之爭重新弱化。2018年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危險再現。2018年6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分別在演講中明確提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模式之爭，即“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之爭。在七月份的世貿組織理事會上，美國代表指責中國的經濟模式。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危險將加劇還是弱化，現在還不能判斷。根據以往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歷史經驗，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兩次中美意識形態之爭弱化都是中國主動采取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的政策后，美國才繼而調整對華政策的。目前的情況是，美國政府在強化意識形態之爭，而中國并不明確是否要采取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的政策。如果中美意識形態之爭加劇，兩極化的速度則有加快之勢，因為中美意識形態競爭越激烈，就會迫使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

　　中國能否避免意識形態之爭，這對于國際格局兩極化的進程將有重大影響。在核武器的約束下，中美不會爆發直接戰爭，如果中美意識形態分歧被擱置，兩國戰略競爭則會集中于物質權力的爭奪上，經濟制裁和軍備競賽將會成為主要方式。而如果意識形態之爭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雙方則有可能采取美蘇當年代理人戰爭的方式進行較量，因為意識形態之爭與政權生存緊密相關。經濟制裁和軍備競賽兩種策略與代理人戰爭不同，不同戰略意味著國際格局從單極向兩極轉化的暴力程度不同。物質利益的權力爭奪有調和的可能，因為在不危害生命的前提下，人是有可能接受部分物質利益損失的；然而人在精神上卻很難接受自己的信仰是錯的。人的這種本性使得意識形態之爭促使政府采取暴力手段維護其信仰。

　　兩極化對國際體系影響的思考

　　由于中美兩極化呈現愈發強烈的趨勢，因此其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成為研究國際體系變化的主要依據。從研究共性角度來看，主要是研究從單極格局向兩極格局轉變將對國際體系產生什么影響。從研究特殊性角度來說，則是研究中美兩極化對于當前國際體系產生何種影響。

　　國際格局從單極向兩極轉變的共性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其一，從單極格局向兩級格局轉變的基本規律和特點。從理論上，國際格局的轉變可分為六類，即單極向兩極、單級向多極、兩極向多極、兩極向一極、多極向兩極、多極向一極的轉變。雖然這六種格局轉變有共性，但也有各自的特點。自一戰結束以來，國際格局只經歷了二戰后多極向兩極的轉變和冷戰后兩極向單極的轉變，缺乏從單極向兩極轉變的經驗。因此，研究單極向兩極轉化的規律和特點，則是一個有意義的普世性課題。

　　其二，單極向兩極轉變對國際秩序的影響。無序性是國際體系的基本特質，在不同的格局變化過程中，秩序的穩定程度不盡相同。國際格局的轉變意味國際權力的再分配，這也意味著轉變過程的國際秩序是不穩定的，也就是說，在國際格局轉化的過程中，無序性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將大于在國際格局定型的時期。雖然，學界普遍認為國際格局轉變肯定弱化國際秩序的穩定，但對于單極向兩極轉變對國際秩序的規律性影響還缺乏足夠的研究。國際格局轉變意味著將形成新的國際秩序，但單極向兩極轉變導致的新秩序特點還不明確。

　　其三，單極向兩極格局轉變對國際體系其他構成要素的影響。國際體系由行為體、國際規范和國際格局三要素構成。國際格局變化在什么條件下會影響行為體性質改變是個未知的領域；國際格局轉變在什么條件下對于國際規范類型變化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在單極向兩極轉化中的規律是什么尚不清楚。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關于中美兩極化的特殊性研究也可分為不同的領域。

　　首先，中美在不同領域的實力對比并不對稱，這種特殊性將會影響兩極化過程以及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例如，中美在經濟領域的實力差距小于軍事領域，這個特點可能會導致雙方在經濟和軍事領域采取不同的競爭策略，而這種策略性差異最終也會反映到國際體系的不同方面。此外，經濟實力差距小于軍事實力差距和軍事實力差距小于經濟實力差距，會影響雙方的競爭策略及其結果，同樣作用于國際體系。如果深入到每個具體的實力范疇，中美實力對比情況也不同，以經濟領域為例，中美金融領域的實力差距大于在貿易領域的實力差距，這種特殊性對于雙方策略選擇及競爭結果的影響同樣需要研究。

　　其次，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別對于此次國際格局轉變的影響同樣具有特殊性。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具有異質性差別，這決定了中美競爭以及影響將不同于具有同質性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國家間戰略競爭。更為復雜的問題是，中美戰略競爭與那些政治制度相同但文化不同，抑或文化相同而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國間競爭同樣會有所不同，也需要研究。

　　最后，全球化時代也不可避免地給中美戰略競爭增添了一定的特殊性。當前的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產能過剩的時代，大國戰略爭奪的重點是銷售市場而非自然資源；與此同時，這也是一個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創新是第一生產力決定了人才爭奪成為重點，人才的戰略意義超越了資本；除此之外，當下還是一個網絡時代，虛擬經濟和虛擬生活正在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領域，網絡戰略優勢的重要性逐漸壓倒地緣戰略優勢。這些時代背景決定了中美戰略競爭策略以及影響必然有獨特的歷史特征。

　　國際體系、國際規范、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都是大問題，但我們需要從小處入手去認識和研究它們。現在，大而不當的概念對國際關系研究影響很嚴重，以“大”字開頭的概念鋪天蓋地，但多數屬于空洞無物，主觀想象沒有客觀依據支撐。總之，我們需要實證研究，需要實事求是的研究，從具體小概念和小事務入手研究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國際規范和國際體系的問題，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而不是缺乏事實的所謂“大判斷”。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變化是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還是一次普通的權力轉移，這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判斷。

　　（作者系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