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自蘇聯解體以來最為分裂的世界。有人警告說，一場新冷戰的序幕正在拉開。美國表現出了拋棄多邊主義的強烈愿望：一邊退出（或威脅退出）國際條約和組織，一邊單方面發起全球貿易戰。這樣做意味著，美國實際上正在放棄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過后已經意識到，在貿易和經濟上過度依賴西方是危險的；它需要加強與西方以外國家的合作。其結果是，中國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活躍，推動一些有影響力的議程，其中最重大的是2013年宣布的“一帶一路”倡議(BRI)。

　　“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宏偉計劃，擬在亞洲、非洲、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提供資金并建造基礎設施。“一帶一路”沿線有超過65個經濟體，其中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有人把“一帶一路”倡議比作“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即美國在1948年至1952年期間幫助重建西歐的旗艦援助計劃。他們擔心，“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中國的一件地緣政治工具，打造一個受益國聯盟同西方對抗。

　　馬歇爾計劃被稱為冷戰的開端。但我不認同“一帶一路”倡議預示著一個新的敵對時代到來的說法。區別在于中國對這一倡議的雄心。

　　首先，共同的價值觀是國際秩序得以維系的先決條件。“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強化了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這一目標以中國自身與世界的歷史和文化聯系為靈感源泉，符合國際社會對和平與發展的期望。“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中遵循通過對話與合作實現共同增長的原則。正如中國諺語所云：眾人拾柴火焰高。

　　當年，馬歇爾計劃將作為受益國的16個西歐國家聯合起來，并將共產黨人士排除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之外，從而演變成了遏制共產主義和蘇聯在歐洲擴張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倡議比馬歇爾計劃更具包容性。它接納各種文明。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沒有安全和軍事方面的潛在影響。其基本目標建立在五個官方合作重點領域之上，核心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了一套包括個人、公司、社會和各國政府在內的復雜合作框架，但沒有軍事方面的潛在影響。相比之下，馬歇爾計劃催生了一個軍事計劃——北約(NATO)，兩者聯手遏制蘇聯。

　　70多年前，蘇聯決定對抗在其看來的美國敵對行動，以遏制其影響力，并決定與西方背向而行。如今，中國沒有意愿或能力發動一場新的冷戰。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不具備美國在二戰結束時擁有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中國不是一個有傳教傳統的社會。盡管中國曾在多個世紀里是一個全球權力調解人，但中國是通過朝貢制度與各國交往，通過博取尊重來延續自身的優勢。

　　回顧歷史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中國認為世界是一個和諧多元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只有贏家和輸家的零和體系。帝國的朝貢制度與我們所處的時代背道而馳，不會重新上演。

　　迄今為止，“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引力效應。各國紛紛稱贊，它們不僅與中國簽署雙邊項目協議，還在聯合國(UN)及其他國際論壇上支持這一倡議。包括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在內的一些美國傳統盟友也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興趣，甚至美國內部也有聲音呼吁更多地參與中國主導的這一計劃。美國至今如此懷疑“一帶一路”倡議，是因為它被過時的冷戰思維蒙蔽了雙眼。

　　遺憾的是，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將美國視為二戰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而這一秩序正是他的國家在好幾十年前幫助塑造并一直領導的。他似乎下定決心要通過對全世界發動前所未有的貿易戰來摧毀這一秩序。

　　在美國走自己的路的同時，中國正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力推進互聯互通，從而占據上風。因此，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新型世界秩序、而非新冷戰拉開序幕。這對人類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