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許在不同時代、不同個體那里，會有不同的回答。美好生活，或是在金碧輝煌的廳堂里一餐盛宴，或是小憩之后，小啜一口咖啡，或是遠眺前方的青山綠水，品味帶著芳草醇香的空氣，或是在愛人的懷抱里，凝視著對方眼神的嫣然一笑。對于一個個體，或者一個家庭來說，這樣的幸福或許是美好生活的標志。不過，若是放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的范圍里，這樣的幸福觀就顯得有些狹隘了。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也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需要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來重新思索美好生活在今天中國的含義。

　　顯然，當談到什么是美好生活時，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物質生活上的富足。在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就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意味著唯有實現了物質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當人們還在為衣食住行而困頓時，很難說人們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就是通過實現物質的富足，為齊國贏得太平。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也是將物質層面的生存需要，看成人們需要滿足層次的最基礎的條件。所以，盡管不能簡單地將美好生活等于物質生活的富足，但是倘若沒有物質上的基本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便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巨大改善，這無疑為創造和建設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不過，僅僅有物質上的富足，不足以實現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斯多葛學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說：“我們有必要重視一下我們生活幸福的外部條件——物質財富，但是千萬不要對其付出過多的愛，因為你是財富的主人，不是財富的奴隸。”無論是古羅馬的哲人，還是中國先秦的圣賢，都不會將物質上的滿足視為幸福。相對于身體上的滿足，相對于生活條件的改善，這些古代的先賢，更看重精神上的偉大和恬靜。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物質條件，相反會成為阻礙他們獲得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礙。犬儒學派是一個最極端的類型，當第歐根尼住在他的木桶里的時候，代表著他們對物質財富最極端的拒絕方式，相反，他將精神上的思索視為通向幸福的條件。當然，我們并不需要今天都像第歐根尼那樣，在木桶中實現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們需要理解，對那些思想家而言，美好生活被視為一種精神上的升華，他們將智慧、勇敢、節制、審慎等作為美德，在美德的觀念上生活是他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樣，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頤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成為中國士大夫們對高風亮節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而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已經成為中國文人堅守精神追求的一個榜樣。

　　當然，美好生活既不是停留在最基礎的身體和物欲的滿足上，也不一定要像顏回、周敦頤、塞涅卡、第歐根尼一樣，安貧樂道，滿足于抽象的精神追求。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美好生活，絕不是某個人或某一群人的美好生活。我們一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就應該將其放置在更廣闊的視野之中。當亞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白，美好生活，首先應該有兼濟天下的胸懷，僅滿足于自己的物欲固然陋鄙，但僅僅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亦不是理解美好生活的好的方式。我們始終處于一個共同體當中，唯有這個共同體能夠彼此平等和諧，能夠達到普遍的正義，美好生活才是可期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換言之，真正的美好生活，只能建立在一個更為公正和平等的共同體基礎上，而不可能停留在堆金積玉的物質條件之上，也不可能是曲高和寡的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唯一能夠實現美好生活的，只能從現實的歷史背景出發，在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層面上，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和諧，也更具有兼濟天下精神的共同體。盡管這個目標仍然十分遙遠，但這確實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