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國家發展離不開中國經濟增長

　　費爾南多·雷耶斯·馬塔

　　在過去45年里，我先后以總統顧問、大使和學者等身份訪問或常駐中國。過去10年，我每年都會來中國兩三次。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對她充滿眷戀，更敬佩有加。

　　智利與中國是世界上最遙遠也是最親近的國家。說遙遠，是因為兩國有些地區處在地球的對趾點上，也就是在地球直徑的兩端，相距2萬公里；說親近，是因為兩國的英文拼寫前3個字母相同，因而在許多國名列表中始終能緊緊地靠在一起。事實上，兩國人民還擁有兄弟般的友情，真可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4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惠及了本國和世界。在中國工作期間，我有幸與多位中國領導人近距離接觸。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領導人都富有戰略眼光，善于進行長遠規劃。深圳、浦東幾十年的發展變化，就是這種戰略謀劃的最佳體現。就對世界的貢獻而言，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5000億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12萬億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到34%左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也越來越主動地承擔起一個大國對世界的責任。

　　包括智利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愈加認識到，中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鮮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拉美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是智利最大的銅出口國，也是水果、葡萄酒、鮭魚的重要出口市場。智利不僅是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南美國家，而且也是第一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中方簽署雙邊協議、第一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第一個同中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拉美國家。

　　中國脫貧攻堅取得的輝煌成就讓我印象深刻。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探索讓人民富起來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時中國城市的天際線很低，大部分建筑都只有幾層樓高，全國唯一一棟高過百米的大樓是廣州的白云賓館。人們衣著樸實，舉國上下都是統一的藍灰布衣服。一輛自行車都算是“豪車”。非常有意思的是，這輛“豪車”還是當時結婚“三大件”之一，另外兩件為手表和縫紉機。此后20年間，“三大件”又出現了兩次轉型。上世紀80年代，家庭生活開始向電氣化轉變，“三大件”變身為冰箱、彩電、洗衣機；到了上世紀90年代，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家庭生活更加現代化，“三大件”升級為空調、音響、錄像機。

　　“三大件”的逐步升級也是中國有條不紊地推進脫貧攻堅的體現。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已有7億多人口脫貧，相當于南美人口總數的兩倍。在最近5年內，中國突出強調“精準扶貧”，平均每年減少貧困人口超過1300萬。2018年，中國計劃再減少1000萬以上貧困人口，最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脫貧工作取得的成就不僅極大地緩解了自身的貧困問題，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

　　此外，中國的學術進步也令人敬佩。理論對改革實踐起到指導作用。作為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中國同行的敬業精神和學術水平令人刮目相看。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成就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與中國同行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能夠熟練使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在拉美孔子學院的中方院長和老師中，使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多。中國學者擅長使用對方語言進行學術交流，語言天賦只是一個方面，更多地體現了中國的開放包容心態和進取精神。

　　（作者為智利前駐華大使、智利安德烈斯大學中國問題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本報記者陳效衛采訪整理）

　　我們認準了中國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羅尼·林斯

　　上個月我剛參加了在北京、山西和陜西舉辦的學術活動。作為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2011年以來我每年都會訪問中國。我去過中國很多地方，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

　　我的同事、朋友們都感慨：每次去中國，都能看到中國的新面貌。研究進度跟不上中國的變化，是大家的共同感受。實際上，凡是到過中國的拉美人，無論他們從事什么工作，都對中國的巨大成就嘆服不已。

　　我每次到中國都會去很多地方。在我看來，過去40年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過去幾年里，中國每年都有上千萬人脫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并直接反映在了衣食住行上：人們可選擇的食品種類更加豐富，越來越多的人負擔得起家用汽車，國內游和出國游也日益成為人們休閑度假的重要方式。

　　巴西的面積和人口數量都居世界第五，但沒有鐵路交通系統，很多拉美國家也都沒有鐵路。因此，我對中國基礎設施尤其是高鐵建設的成就，尤為關注和敬佩。高鐵既快捷準時又安全平穩，具有其他交通工具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中國在三個方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國的治安令人羨慕。安全是保證民生最重要的前提。作為一名巴西公民，我常對中國同行開玩笑說，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國目前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部分應歸功于中國政府對槍支的有效管控，更得益于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不斷完善。

　　二是中國改革開放惠及世界。巴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中國不僅是巴西的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最大投資國。我想舉一個與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系的例子。今年年初，巴西共享出行企業99公司被中國企業全資收購。經過幾個月的調整和發展，共享出行乘客訂單量即從4月的40萬人猛增至目前的80萬人，解決了30萬出租車司機的就業問題，而且也為政府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中國和中國人在巴西越來越得到認可。在巴西的中企員工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和聰明勤奮。10所孔子學院的建立和各類文化交流活動，也讓我們領略了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一帶一路”建設等成就讓巴西人看到了更美好的希望。我們在羨慕中國發展速度的同時也期待搭上中國快速發展的列車，希望能在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裝備和人員培訓等方面與中國加強合作。

　　無論巴西政局如何變化，我們認準了中國是巴西可靠的合作伙伴。巴中兩國優勢天然互補，合作雙贏。事實上，我們渴望了解中國。目前，孔子學院“供不應求”，很多州都希望開辦。越來越多的巴西人愿意到中國求學。有關中國的課程、講座、論壇等文化活動不斷增加。在里約州，近年來先后成立了3個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天主教大學的金磚政策中心也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

　　我側重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尤其是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思想，以期為巴西提供借鑒。中國人擁有獨特的品質：目標明確、信心堅定、勇往直前，40年來改革開放從未動搖。這是我堅信中國能實現中國夢的原因。

　　實際上，所有國家都應有夢想和目標。沒有明確的目標，政府就沒有明確的路線圖，因而也就容易陷入迷茫，這是拉美國家在未來發展道路上應竭力避免的，也是我們需要向中國加強學習和借鑒之處。

　　（作者為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本報記者朱東君采訪整理）

　　世界各國都可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

　　卡洛斯·阿基諾

　　1985年，我在讀研究生時開始研究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今年7月，我有幸到訪中國20次，到過十幾個省市。作為研究東亞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學者，除了參加學術會議與中國同行交流，我更愿意用自己的腳丈量中國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社會的變遷。

　　1989年我第一次到浦東時，浦東中心地帶似乎沒有超過5層的樓房，邊緣地區完全是落后的農村。多年后我重返浦東時，這里出現了此前無法想象的新元素：直插云霄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中國三大門戶復合樞紐之一的浦東機場，世界上最快、時速超過400公里的磁懸浮列車……在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廈樓頂俯瞰整個城市，恍如夢境。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就如同磁懸浮列車一般飛快。

　　改革開放讓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進而“強起來”。我熟悉的多位中國同行都成了“有車一族”。有一位50多歲的從事拉美問題研究的中國同行，與妻兒父母的足跡遍及中國很多省市。這位學者告訴我，過去孝敬父母就是給他們買衣服和補品，現在條件好了，帶父母出游成了新時尚，也將“父母在，不遠游”這一古老孝道發展為“父母在，同遠游”。統計數據表明，1985年中國國內游客只有約2億人次，到2017年則上升到原來的25倍，達50億人次。

　　中國發達的基礎設施有力保障了旅游的順利進行。中國人常說“要想富，先修路”。中國近幾十年的道路暢通有口皆碑。今天，北京到上海的高鐵不到5個小時，既快捷平穩又舒適安全。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在京滬兩地來往單程需要20多個小時，行程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交通上。

　　與旅游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是移動支付，這也是我在中國短期生活中感受到的最大變化。一部手機在握，就可以隨心購買商品或支付任何需要的服務，真是不可思議！去年5月，我在北京與妻子一起打車去購物中心。到了目的地，司機找不開面值100元的人民幣，我妻子的手機上有微信支付功能，司機掃描了她的支付二維碼，支付得以順利而“抽象”地完成，既簡便又安全！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我在幾年前就學會了使用微信，與中國學者交流更加便利。我也期待這些“新發明”能早日走進秘魯。

　　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游人次約1.3億，相當于秘魯總人口的4倍，中國公民出境游總消費約1153億美元。令我驚訝的是，這幾年中國遠赴拉美的游客也在大幅增長。2017年到秘魯的中國游客人數比2016年增長了約40%。中國人不僅對秘魯的自然名勝感興趣，對歷史古跡也非常喜愛。出國游不僅說明了中國人民物質富足，也體現了他們的精神文化追求。

　　與旅游有關的成就只是中國眾多成就中的一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有三點原因必須強調：一是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二是設立經濟特區，這讓中國得以憑借勞動力優勢發展制造業，中國的商品開始銷往世界各地，上述兩項舉措對中國數億人的脫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三是中國的城鎮化。在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進程中，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對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世界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中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同時也為世界出口提供廣闊機遇。世界各國都可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

　　中國是我的研究對象，秘魯與中國的聯系日益緊密，我的工作也越來越重要，未來我還會經常前往中國。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我希望在我的學生里培養出中國問題專家。事實上，我已有一些學生從中國大學畢業或正在中國學習。他們既是中國建設成就的見證者，也將成為秘中友好關系進一步發展的貢獻者。

　　（作者為秘魯國立圣馬爾科斯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本報記者陳效衛采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29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