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開放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

　　自今年3月下旬，美國單方面挑起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出現一些比如將責任推給中國，說我們不該“逞強”，不該“不聽美國的話”的聲音，本質就一點：對美國要認慫。為了強化這種“不該論”，有人甚至編造說，當年鄧小平同志推動改革開放，是以“打越南”贏得了美國方面信任，才能夠成功的；還說什么中國對外開放本質上是“對美開放”，不是對其他國家開放，等等。字里行間充斥著“恐美崇美”思想。

　　其實，中國實施對外開放，與世界一同發展進步，不僅是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的愿望，也是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的愿望。但無論走出對外開放第一步，還是后來一步步持續走下去，都絕非易事。這是因為，二戰之后的世界主旋律是“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和技術封鎖政策，中國想對外開放也開放不了（1949年11月，在美國提議下，成立了由17個西方國家作為成員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即“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該組織主要職責是專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當然，即便是在那種情況下，中國也是努力尋求與各國平等合作的。

　　中國開放還是不開放，是與世界大勢緊密相連的。鄧小平在1985年3月4日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時，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勢頭出現緩和，西方發達國家出現資本剩余、市場不足等情況，也需要到相對不發達地區找出路。鄧小平在1984年10月6日會見外賓時講過這樣一段話，“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幫助發展中國家，西方面臨的市場問題、經濟問題，也難以解決。經濟上的開放，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恐怕也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現在世界上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是重要市場。世界市場的擴大，如果只在發達國家中間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鄧小平的話一語中的。當時，疏導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剩余，開發更大更深的全球性市場，是大勢所趨，也是一條硬邦邦的經濟規律。西方國家希望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改善關系，開展更多合作，首先是經濟原因驅動的。這就是經濟決定政治。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學習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貿易、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等經驗，也學習其治國理政經驗；同時，發達國家通過進入中國市場，解決資本無處去的難題，并與發展中國家一起打造全球資源配置機制，形成全球化的產業鏈，也學習借鑒中國當代社會文明和國家治理經驗。這才是改革開放40年的真實寫照。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政權穩定、社會穩定，經濟大踏步發展繁榮，民生得到極大改善。西方國家、國際社會也從中國快速發展中獲得巨大利益。已經崛起的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力量。中國的政局保持長期穩定，并且富有改革活力，這是很多國家羨慕的地方，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基礎性紅利”。

　　鄧小平當年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對外關系指導方針，是基于當時的國家實力和世界局勢的，既不是無奈，也不是“躲事”，更不是“討好美國”“讓美國人滿意”，而是實事求是，以發展中國人民福祉、維護國家安全為落腳點。今天，中國國力顯著增強，世界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特朗普甚至要把中國當做“發達國家”對待，這就說明，時代已經翻開新頁了！當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的有關制度依然存在（1996年7月，33個西方國家簽署《瓦森納協定》，繼續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實施技術封鎖），美國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干擾并沒有完全消除。

　　在這樣的形勢下，習近平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既繼承了鄧小平對外交往思想，又把中國對外交往事業推向了新的階段、新的高度。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不是一家唱獨角戲，而是真誠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中國也不會憑借塊頭大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與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可以說，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奏；今天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長期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

　　所以，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對外開放，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所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國開放”之說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給了中國便宜”這樣的邏輯。（作者系證券日報常務副總編輯董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