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銀元 兩個紅薯 五雙草鞋

　　在江西于都，

　　最動人的記憶

　　留在1934年秋天的于都河畔。

　　那年，

　　8萬多中央紅軍

　　踏上浮橋開始遠征，

　　“十萬百姓淚汪汪”。

　　6月12日，記者又來到長征渡口。當年的浮橋早已沒了蹤影，30多座橋梁如長虹一般裝點著這條滾滾大河。85年時光，沒有磨蝕人們的記憶。于都河對岸盡管已高樓林立，坦途相連，但紅軍故事還在傳頌，紅軍似乎從未走遠。

　　一塊銀元

　　在于都縣城，我們見到了紅軍后人伍春林，他拿出一塊瓶蓋大小的銀元告訴記者：“這是我爸爸從長征路上帶回來的。”

　　↑用于包扎伍生亭傷口的銀元。本報記者 喬申穎 攝

　　伍春林從小記得父親伍生亭右胳膊上有兩個彈孔的傷疤。直到自己當兵轉業(yè)再回到父親身邊，他才知道了這兩個傷疤的來歷。

　　伍生亭1932年參加紅軍，當時只有16歲。1934年長征出發(fā)時，他是紅一軍團警通連戰(zhàn)士。1935年3月，在貴州桐梓一帶，部隊強渡土城河，往赤水方向前進。有一天，副班長帶領伍生亭和一位小戰(zhàn)士到前線給一師送信。他們帶著回信在返程路上與小股敵人相遇，打了一仗后撤出戰(zhàn)斗。走了不遠，碰上了正在行軍的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聶榮臻發(fā)現他手臂受傷，趕緊讓人給他包扎。

　　伍生亭脫下衣服才發(fā)現右上臂被子彈打穿，還在流血。聶榮臻心疼地說：“打起仗來連受傷都不知道，真是個‘小鬼’！”他雙手舉著伍生亭的手臂檢查之后，讓警衛(wèi)員取來兩塊銀元，把兩個彈孔夾住，才包扎起來。當時沒有條件打石膏，而銀元可以起到消炎和固定的作用。

　　“這兩塊銀元保住了我爸爸的手臂。”伍春林說，父親受傷后很快被送到衛(wèi)生隊。第五天，聶榮臻來看望傷病員，又見到了伍生亭。醫(yī)生說，因為發(fā)炎可能要截去右臂。伍生亭在不遠處聽到這句話，哭著大喊：“不能鋸掉我的手臂！”聶榮臻回過頭安慰了他，又對醫(yī)生說：“能不能多想些辦法，盡量不鋸呢？”

　　伍生亭一直記得聶榮臻說的話：“我們現在確實很苦，但是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年輕戰(zhàn)士缺肢斷腿。要想方設法，能多挽救一只手、一條腿，就是多取得一份勝利！”

　　伍生亭最終保住了手臂，也留下兩個彈孔的傷疤。只可惜在行軍中丟失了一塊銀元，余下的這塊，他一直珍藏著。如今，伍生亭老人離世已經30年，但銀元一直被伍春林兄妹6人珍藏著。

　　撫摸著這塊銀元，伍春林仿佛又摸著父親手臂上那兩個彈孔。“這是一塊寶貴的銀元。”伍春林說。

　　兩個紅薯

　　“別了，于都河！”

　　簡單5個字包含了紅軍長征離別時那份依依不舍。楊成武將軍在回憶長征的著作中，第一部分標題就是這句深情的話。四五十年后回憶那個場景，將軍念念不忘的是房東大娘送給他的“兩個熱氣騰騰的紅薯”。

　　“大娘把用一塊小白布包著的東西遞給我。我接過它，打開一看，是2個熱氣騰騰的紅薯。我手里拿著紅薯，眼睛濕潤了”……

　　“為什么這2個紅薯讓將軍記了那么多年？”中央紅軍長征出發(fā)紀念館副館長張小平提到這個細節(jié)，總要向人們發(fā)問。他說：“不了解當年的情況，就難以理解這2個紅薯意味著什么。”

　　當年，從于都出發(fā)的紅軍有8萬多人。紅軍司令部命令是，每個人要帶夠4天口糧。“就算按照每人每天一斤口糧計算，這也要帶走30多萬斤糧食。”張小平說，這幾乎是當年于都所有的糧食產量。為了讓紅軍多帶些干糧走，蘇區(qū)人民幾乎把家里所有的糧食都拿出來了。

　　“糧食送給了紅軍，農民吃什么？”張小平說，“只有粗糧，最多的就是紅薯。”

　　房東大娘把紅薯也拿了出來，送給了紅軍。這就是老百姓對紅軍的那份真摯感情！

　　楊成武將軍在著作中這樣形容當時的感受——“此刻，我難以用語言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捧著紅薯，又深情地叫了一聲‘大娘’！”

　　五雙草鞋

　　張小平叮囑我們記下一個名字：丁張發(fā)。

　　張小平說，見到這位老人時，她已經80多歲。老人就住在紅軍長征出發(fā)地紀念園附近，常常到院子里來散步。2006年的一天，張小平和老人閑聊，引出一段塵封的記憶。

　　1934年，丁張發(fā)只有10歲。她只記得爸爸前幾年就去當紅軍了，媽媽準備了一些干糧，還專門打了5雙草鞋，帶著10歲的女兒沿河去找親人，走了好幾天也沒有找到。他們回家之后，遇到了一個和丁張發(fā)父親同去當紅軍的人，才得知父親在興國的一場戰(zhàn)役中犧牲了。

　　“她們母女回到家里哭了一個晚上。”張小平說，老人記得，第三天早上，媽媽又帶著她出門了。她們帶著給父親準備的干糧和那5雙草鞋，又來到于都河邊，把干糧和草鞋都送給了正在行軍的紅軍。

　　“這些年，我走訪過一兩百名紅軍和紅軍家屬。”張小平說，這個故事讓他十分難忘。“蘇區(qū)該有多少這樣動人的故事啊！”記者和張小平發(fā)出同樣的感嘆。

　　一個名字

　　在于都縣利村，我們來到紅軍后人郭揚輝家。他的家有一支梭鏢，是父親郭庭楨留下的。在郭家寬敞的客廳里，郭揚輝老人接待了我們。郭庭楨1929年參加紅軍，1934年隨軍長征，后來在攻打臘子口的戰(zhàn)役中受傷，回到村里。

　　我們見到了那把從蘇區(qū)傳下來的梭鏢頭，更被郭揚輝的名字所吸引。他說，原來父輩給自己取名“郭揚富生”。父親后來在鄉(xiāng)里工作，他從小就看到人們尊重父親。上了小學，知道父親參加過長征而倍感自豪，就把名字改為“揚輝”。“意思就是要發(fā)揚我父親的光輝。”他說，父親知道他改了這個名字，什么也沒有說。

　　如今70歲的郭揚輝告訴我們，長征精神需要繼續(xù)發(fā)揚，一代一代傳下去。

　　在于都，人們對于長征精神的傳承有著深刻地理解。伍春林說，“我從不去宣揚父親的業(yè)績。”他的理解是，父親的光榮和功勞都是屬于他們那一輩人的。我們要憑自己的能力干好本職工作，憑本事吃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都是紅軍的后代，走好我們自己的長征路，就是對先輩最好的報答。”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