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因水而建,遇海則興

　　從歷史上看,以寧波為代表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水乳交融、外向經濟蓬勃發展的絕佳樣板。

　　甬商自強,開拓不息

　　回顧歷史,偉大的勞動實踐給寧波人留下哪些寶貴精神遺產呢?那就是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勇于開拓。浙江自古“七分山、兩分、一分田”。在人多地少、土地承載力有限的條件下,勤勞智慧的寧波人既沒有自怨自艾、聽天由命,也沒有搶奪土地、自相內訌,而是放眼遠方,見“州南有海浩無窮”,便挽起袖口、齊心協力“每歲造舟通異域”,乘船將絲綢、茶葉、陶瓷、白糖、宣紙等中國特產行銷世界各地,同時又從他國運來香料、藥材、珠寶,以饗中國。

　　甬商不僅外出經商致富,也灑掃門庭喜迎萬國客商。寧波古稱“明州”,早在唐宋時代就已經發展為中國華東地區的主要港口。九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考爾大貝,在他的著作中介紹中國的貿易大港,自南而北的排列順序是:一交州,二廣州,三泉州,四揚州。以后又有變更形成了廣州、泉州,明州(寧波)三港競爭的局面。北宋初期,三港以廣州最盛,明州次之,泉州居后。

　　中華有量,能容四方

　　除了勤奮、智慧,歷史上甬商成功的第二個秘訣便是海納百川、兼收并蓄、平等包容、誠信無欺。“三千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李鴻章)。放眼全球,能取得如此輝煌業績的港口和地區,并非只有蘇浙;但如此政通人和、和諧共榮、互聯互通、雞犬之聲相聞且年年歲歲常往來的太平景象卻并不多見。

　　威尼斯人也是經商的好手,但他們的圣馬可大教堂里所展示、炫耀的卻是從君士坦丁堡巧取豪奪的稀世珍寶;他們在地中海沿岸各港也開了商埠、劃了“租界”,但與當地人的經濟糾紛、政治對抗和宗教沖突卻從未消停,至于他們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更被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和“一磅帶血的肉”所定格。而在浙江諸港,在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不同膚色人種、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文化的人們都能夠平等而和諧的在一起創造財富、分享生活;本著“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遍價值,中國人民攜手各國友人致力于促進當地乃至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在千百年的勞動實踐與互利共贏的合作中,各族、各國人民在江浙這篇熱土上不僅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形成血緣紐帶,并最終自然形成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共同體”。

　　由此觀之,習近平主席近年來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倡的“構建東亞命運共同體”之議題,絕非虛言,亦非一時之興起,乃是有其源、有所本。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可以知“共同體”本身就是一株扎根于深厚歷史土壤中并不斷汲取時代養分的參天巨木,現在只要我們小心培植,當它一旦生發起來,垂天而降的氣根與繁盛橫溢的枝葉必將蔭庇我們的子孫后代,而它豐碩的果實則將惠及友鄰萬邦。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資于今

　　然而,我們在回顧往昔繁榮的盛況,贊嘆先人智慧與美德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歷史長河中悲愴的暗面、危險的暗礁與絕望的淺灘。它們同樣甚至更加值得今人反思、警醒。

　　翻過歷史悲愴的暗面:國強方可保民富,發展未可忘海防

　　在江浙一帶繁盛千年的航海與貿易史上,最悲愴的一頁莫過于戰亂和屠殺,其中尤以倭寇之亂為最。據史料記載,包括寧波在內的東南沿海省份在明初洪武年間多次遭受倭寇劫掠,直至永樂時才稍有平息;嘉靖年間倭寇復來侵襲。

　　在偉大的抗倭斗爭期間,江浙人民在沿海各地夯筑大量的海防工事、水寨,設置衛所,打造戰船,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可永樂以后,隨著朝政的萎靡,整個東南海防體系遂開始敗壞、糜爛,以致嘉靖年間倭寇肆虐荼毒。此后戚家軍起,方重整河山,海波漸平。

　　鮮血書寫的教訓必須被吸取,那就是沒有國防不談海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離不開整軍經武、富國強兵。如果說蘇聯式的窮兵黷武、過度擴張是一條“老路”,那么南朝后主式的歌舞升平、自廢武功就是一條“邪路”。我們今天在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千萬不可忽略國家能力建設,尤其是國防、海防的建設。而任何省份的發展、城市的興起,也必須將自身的地區發展規劃與國家的大政方針相有機結合起來。

　　繞過歷史危險的暗礁:發展須有大手筆,法治才是硬道理

　　歷史翻過晚明的暗頁來到清初,中國的強盛似乎為國家和東南沿海人民帶來富強的曙光;但激流中所潛藏的暗礁——“海禁鎖國”,同樣讓人心悸。它迫使我們認識到,強大的國家能力如果得到正確使用,譬如抵御外侮,那必將造福人民;但如果用錯方向、用錯對象,則有可能適得其反。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中國人,尤其是南方沿海居民,經商致富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能,只要沒有外部行政高壓手段壓制,只要給他們充分的自由和切實的權益保障,他們自己就能經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地發展起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此言不虛。

　　縱觀近世中國史,這里似乎有一個棘手的悖論:站在社會看政府,當國家能力低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有所松動時,民間才有機會和自由獲得發展,可好景不長,很快又遭到外敵入侵的破壞甚至野蠻摧毀。譬如所謂明末“資本主義的萌芽”,甫一掙脫腐朽朝廷的鉗制卻又旋即被滿洲入侵的兵火所吞噬。反之,當強勢的“圣主”君臨天下、莊嚴國土時,譬如康乾盛世,外敵入侵的威脅雖暫時解除,但行政權力的重軛又馬上壓迫民間的自由與創新。類似地,站在政府的角度看社會,似乎也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困惑。

　　而更為反諷的是,就以明清之際都存在的“遷界禁海”為例,該政策往往以“抵御外敵、保護人民”為理由去封鎖海岸線并嚴令“寸帆不得下海”——姑且也算是傳統陸權“老大帝國”面對海上入侵時被逼無奈的“焦土戰略”吧。可正如近年來國內史學家和海外漢學家所“重新”發現的,這種自弱式(self-weakening)政策不僅無法從根本上提升國力,反而人為地在政府與社會/人民間制造隔閡與矛盾——原因很好理解,江浙多山,人多地少,又不讓下海捕魚經商,人民何以謀生?既然不能在體制內合法地生存,那么求生的本能就會迫使草根走向社會的反面,并在“豪強”的帶領下,在體制外匯集成一股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新一代的學者們考察倭寇武裝的人員構成,指出其中為首者和主力部隊恐怕大多都是沿海居民。這些被迫鋌而走險的饑民與李自成等起義軍并無本質不同,而濫殺平民的現象在農民起義軍里也同樣存在,至于日本浪人不過是夾雜其中的雇傭軍而已。該說是否符合史實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但它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思路——那就是國家力量不僅要做大做強,更要與社會力量保持一種適度張力下的和諧共生。

　　在上述史家之論的基礎上,我們再站在理論的高度審視當下,就不難看到有兩組重大關系的處理無法繞過、亟待解決:一是經濟發展(黃油)與安全保障(大炮)的關系,二是保持社會活力與強化政府管控的關系。如何辯證地思考這兩組重大關系?如何統籌兼顧、協同創新?這不僅是理論界長久以來所探究的重大課題,更是擺在當代決策者、實踐者面前必須正面回應的現實問題。

　　對于前者,筆者愚見,首先要依靠最高領導人的頂層設計。其涉及面眾多,但有一條主線是:國家究竟走開拓進取的外向型發展戰略還是走閉關自守的內向型守成戰略?大略既定,輕重緩急、主次排序方可得以確認。洪武、永樂、康熙、乾隆,在中華兩千年歷史中雖都堪稱明君雄主,但是他們所處的時代以及自身所受教養的局限,決定了其大戰略的上限。他們長于深宮、儲于內廷,既沒有在梁家河畔被大西北刀劈斧砍的黃土錘煉成錚錚鐵漢,又無緣扎根東南沿海,十數載始終奮勇沖鋒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其視野、能力、心性不過僅僅滿足于平治天下,但求無事便好,于是在已初露端倪的近代文明前裹足不進,甚至調轉身子,一頭埋進祖宗家法和古董堆、功勞簿里,坐失良機,最終給民族的前途命運埋下隱患。俱往矣,數大國領袖,還看今朝。執“一帶”之長袖以善舞兮,踏“一路”之波濤而弄潮。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以一往無前的銳氣與高瞻遠矚的洞見,用空前宏大的外向型發展大戰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若得海運再起、江浙復興,則為東方之幸、歐亞之福。

　　而對于后者,未來出路就在于落實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具體地:一是在于落實社會主義法治,二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傳統中國有刑無法,以政治代替法治,這條老路在全球化的今天顯然已不合時宜。習近平主席在談到共產黨人的“法治觀”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2]短短十二個字,擲地有聲。可見,要想跳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局,就必須實現國家治理架構的法制化轉型,一切流程的推進、一切正誤的判定都必須以神圣的法律為準繩,而不落“人治”的窠臼。

　　開出昂揚奮進的新途:靠山面海通萬邦,依托內地可自強

　　以最具代表性的寧波和舟山為例,江浙沿海外貿于宋元之際最為繁盛,遠邁廣府;但此后又出現一段時間的衰落。這是為何?傳統的解釋往往從戰亂、海禁、航道淤塞等因素方面進行解釋,而筆者較為贊同“區域經濟衰退”一說——外貿港口發展的要素不僅包括其自身區位、設施等,更需依托其所在省份、國家的經濟大環境,尤其是沒有蓬勃發展的制造業、加工業很難想象港口的持久繁榮。在此基礎上,隨著人員往來和資金流的增多,有條件的港口還能從貿易/物流中心升級為金融/人才/旅游中心,泉州、香港、新加坡、布里斯托等港的興衰似乎都能說明此點。

　　可喜的是,我們今天看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寧波市委、市政府對本省本市內陸城市與沿海港口的開發統籌規劃、雙管齊下,這既是對主席一帶一路大方略的深刻領悟,更是為當地經濟發展、人民幸福謀劃長久之計。

　　港通天下,蛟龍出海利中華

　　在歐亞大陸的東南角,在太平洋的西海岸,在東經120度55分、北緯28度51分的這片熱土上,正風起云涌。

　　遙想兩千年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一手北御匈奴,一手鑿空西域,開辟出澤被后人千年之久的絲綢之路,并留下“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歷史佳話。而今,中國人鑄劍為犁,拿出滿滿的誠意與巨大的商機與芳鄰同享,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命運共同體。這正是曠古未有的大手筆!

　　古人云,欲成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時,更需非常之人。英雄不世出,但蒼天帶我中華不薄,值此大變之機,就在“世界中心正由歐美向東亞轉移的關鍵時刻”(清華閻學通教授語),更有非常之人以非常之力撬動歷史發展的軌跡。一帶一路,百年大計。當百年后的人們回首往昔,憶我們這代人的崢嶸歲月并重訪明州古城——海上絲路的始發點時,他們會說:昔者東海有龍,其名為“明”。明州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為一“路”,振翅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其高、其遠,不可限量。

　　王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