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郝立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北京高校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學人小傳

　　陳先達，1930年生，江西鄱陽人，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社科委哲學組召集人，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組組長，被評為“全國最美教師”、北京市優秀共產黨員，并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著有《陳先達文集》十四卷。2015年7月3日和2016年3月2日，先后兩次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理論文章《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和《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引起我國理論界和學術界廣泛關注。

　　從《走向歷史的深處》到《問題中的哲學》，從《漫步遐思》到《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中國》，一部部飽含哲學智慧和現實思考的論著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反響。從榮膺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到皇皇巨作《陳先達文集》十四卷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陳先達先生的學術成就受到學界和社會的高度贊譽。

　　年屆90高齡的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陳先達先生，已在學海中辛勤耕耘70多年。他是當代中國哲學界著名哲學家之一，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的旗幟性人物。他至今思維敏捷，大作屢現，其勤奮和高產令人敬佩。我198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有幸跟隨先生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而后又留校任教，一直得到先生的諄諄教誨，受益無窮。

　　以身聞道求理的哲學境界

　　先生19歲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1953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班學習。用他自己的話說，進入人大是“學術專業的定格”，開始“叩擊哲學之門”。1956年從研究班畢業留校任教，他成為人大哲學系正式成立后的首批教師。

　　追求真理、探尋規律、改造世界，是馬克思所推崇的“真正的哲學”的使命。哲學是時代的精神精華。真正的哲學和哲學家應該在思想中反映或把握時代。先生的哲學人生和哲學思想秉持了這一理念，“聞道猶能以身求”。他的詩句正是其在哲學信仰上篤定不移、在哲學事業上辛勤耕耘的人生寫照。

　　“最愜意的人生是專業、職業、信仰的結合。”這是先生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他很贊賞馬克思的名言：“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于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先生認為自己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是“真理占有我”。他提倡并踐行把“姓馬”（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教學的職業）與“信馬”（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

　　先生的演講和論著具有鮮明的現實品格、深刻的哲理分析和獨特的文采風骨。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自傳體隨筆《專業、職業與信仰——我的治學之路》中，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強調理論研究應堅持三個原則，即研究的問題要現實，理論分析要深刻，文章表述要通俗。

　　問題應該是現實的，并非說哲學都是直接討論現實政治問題或社會問題，而是指要能為正確認識和解決自己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提供哲學智慧；理論分析要深刻，意味著真正的理論就是要論理，最大的說服力就是文章中的“理”，無理可言就不能稱為理論文章；表述要通俗，是指深入基礎上的淺出，“淺入淺出沒水平，淺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淺出才是高水平”。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大眾的哲學，晦澀不應該是哲學的本性。

　　先生對哲學研究中的“問題”具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他在《問題中的哲學》和《夾縫中的哲學》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哲學的變革，又是變革的哲學，它不僅重視哲學中的問題，更重視問題中的哲學。“以問題為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方法的精髓。”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歷史上哲學中存在的問題，但馬克思主義哲學最為突出的不是研究哲學中的問題，而是問題中的哲學。一個哲學家只重視哲學中的問題，而不重視問題中的哲學，那就會脫離現實，脫離他所處的時代，因為現實的要求和矛盾最強烈地表現在人類面對的問題之中。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的研究也是歷史的研究。哲學的深刻性在于觸及思想歷史和社會歷史的深處。在哲學歷史中把握哲學問題、在哲學與社會的歷史中把握現實問題。對象的整體性決定了研究的整體性。注重整體性研究，包含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整體來研究，以問題為中心的多視角的整體性研究，以及對歷史的整體把握。例如，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由先生作為主要執筆者撰寫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和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程》，分別從縱向史的角度和從橫向基本原理的角度，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這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算是開創性的。

　　立足學術前沿的哲學探索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先生就開始發表哲學論文。26歲的他以張東蓀哲學思想為題寫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被推薦在《教學與研究》上發表。他在《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3期發表的《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顯示了一位青年哲學教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對學術研究前沿問題的敏銳洞察。這篇論文特別強調了實踐檢驗和邏輯證明是不同的，明確提出并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改革開放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春天，也為先生學術思想的迸發和哲學才華的施展提供了廣闊舞臺。正如他所說：“從學術上說，我的確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哲學界，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地帶。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外文化學術交流的開放，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對國內產生了較大而復雜的影響，同時伴隨著哲學學術研究的逐漸“解凍”，一些新的研究領域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先生是當時我國最早開展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學者之一。他與靳輝明教授合著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是國內最早系統而深入研究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專著。

　　《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通過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歷史的研究，再現了馬克思主義形成的真實過程；從邏輯和歷史、理論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各組成部分和各個基本原理的有機統一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完整性；針對學術界提出的一些有影響的觀點進行了回應，特別是剖析了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些誤讀，反駁了用“青年馬克思”來否定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

　　真理需要碰撞才能閃光。先生主張在學理論爭中來闡釋學術觀點。他的許多原創性觀點都有著明確的問題指向。《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下簡稱《手稿》）是馬克思早期思想中最具影響的著作之一，也是學術界最為關注和爭議較大的一部著作。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和《哲學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表達了對這部手稿深刻的學術見解。《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標志著馬克思辦《萊茵報》開始的兩個轉變的基本結束，又是馬克思創立包含三個組成部分在內的科學體系的開始。

　　先生寫于1981年年末的《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兩次轉折》一文，對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進行了深刻闡釋。《手稿》自發表以來，圍繞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爭論不斷，褒貶不一。有的認為異化理論是馬克思早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現，有的認為異化理論是馬克思一以貫之的思想。“異化理論在一些人手中成了一塊調色板，各自用以塑造自己的‘馬克思’。”先生把異化理論置于歷史的辯證的思維中來認識，指出《手稿》中關于異化勞動的理論，是對異化問題的完備論述，但它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經歷了兩次重大轉折，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包含矛盾的過程，不能把這一過程簡單地塞進“非此即彼”的框子里。由異化到異化勞動，從“針對副本”到“針對原本”，構成了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第一次重大轉折；第二次重大轉折則是從“個體和類的矛盾”到發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沖突”，這一個轉折比前一個轉折更深刻。馬克思的異化觀的兩次轉折，經歷了從異化的客體到主體，又從主體回到客體——分析經濟關系的過程。要防止把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某一個片段孤立起來加以膨脹、擴大，應力求全面把握馬克思關于異化的理論。針對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偏頗做法，他主張不要做單純的“考古學家”，而應做“比較解剖學家”，通過分析、比較，探求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不斷完善、不斷成熟的。

　　先生對《手稿》的主題和主題論證的分析也頗有新意。《手稿》比較集中、系統地闡述了關于異化和人的問題，但手稿的主題不是關于這兩個問題的抽象思辨，而是關于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人類解放道路的論述。這使《手稿》具有特色的與其說是主題，不如說是對主題的論證。《手稿》對上述主題的論證的特點在于：一方面以私有制為基礎，從經濟事實出發；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人的本質，把歷史的發展納入了人的本質的異化和復歸的思辨圖式中，因此對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人類解放的論證帶有人本主義烙印，這個哲學論證是不完善的。《手稿》存在兩種立足點（以科學事實為依據和以“人的本質”為依據）、兩種思維方法（經驗的、實證的和抽象的、思辨的）的矛盾，其具體表現就是科學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矛盾。這就決定了《手稿》既是馬克思主義形成史上的一部閃耀光輝思想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探索性的、過渡性的著作。馬克思是在克服矛盾中前進的。

　　除了對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研究外，先生對各個時期的哲學前沿問題也高度關注并進行研究。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先生領銜，我們幾位學生參與撰寫了《被肢解的馬克思》，考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流變，回應了對馬克思的曲解。

　　進入21世紀后，先生針對哲學面臨的困境和問題，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和功能、哲學發展的方向。《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發表了其力作《哲學中的問題與問題中的哲學》，強調哲學研究應該更加關注現實中的問題或問題中的哲學，見解新穎獨到，分析鞭辟入里，入選《中國社會科學》創刊以來最佳論文。

　　走向歷史深處的哲學洞見

　　先生在哲學研究上的學術貢獻，還突出地表現在沿著馬克思歷史觀的思想軌跡，達到對馬克思歷史觀內在邏輯的深度把握，以及對歷史本質和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走向歷史的深處》，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

　　《走向歷史的深處》展示了先生對馬克思歷史觀的基本內容和內在邏輯的深刻理解。這部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克服了普遍存在的在方法論上史論分離即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相脫節的缺點。不少思想史著作類似馬克思著作的串講，而缺乏對馬克思歷史觀的本質結構的深入分析，使歷史變成了死的東西；而一些研究原理的書又往往局限于馬克思著作中的經典表述，熱衷于概念演繹而缺乏對馬克思思維邏輯的動態分析，使理論流于空洞，其結果都是難以從總體上科學地說明馬克思的歷史觀。

　　《走向歷史的深處》則注重以論帶史，史論結合，既著力從凝結的形態上去把握馬克思歷史觀的理論結構，又盡力從流動的形態上去探究馬克思歷史觀演進的邏輯理路，并把思想史研究與理論專題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展示了一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立體圖景。

　　馬克思的早期思想以濃縮的形式再現了德國古典哲學中人道主義歷史觀的邏輯進程，但他絕沒有簡單地重復這一過程，經濟學的研究對馬克思的思想飛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找到了勞動、實踐的環節，得以從自我意識、理性出發轉向從物質生產活動出發來研究現實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并從中揭示出客觀的歷史規律，從而走向了歷史的深處。

　　先生不囿于舊說，提出了許多獨到深刻的見解——

　　一是關于馬克思歷史觀的理論來源。唯物史觀是哲學，但它的來源卻不限于哲學，正如親緣繁殖不利于物種發育一樣，一種創造性的哲學理論會突破從哲學到哲學的局限。

　　二是關于唯物史觀形成的邏輯進程。從客體轉向主體的研究，從形式上看已由德國古典哲學對舊唯物主義的改造所完成，而對歷史規律的把握還必須突破囿于主體自身的研究，當然絕不是排除對主體的研究。僅僅從人的內在需要中分析勞動，就不能擺脫以人的本質異化和復歸來描繪歷史的思辨傳統，當馬克思把勞動作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并深入到現實的勞動過程中去分析各種關系（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客觀關系），就會通向歷史唯物主義。

　　三是關于人的本質問題。不能簡單地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從個體中尋求人的共同本性問題。在唯物史觀看來，探求人的本質，從根本上說就是研究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或人的社會結構問題。

　　四是關于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問題。要解決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問題，必須首先區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弄清出發點的含義。就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來說，它理所當然是為了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但目的本身不是科學理論的根據。唯物史觀的出發點是就事實判斷來說的，即如何認識歷史，如何達到對歷史自身規律的科學認識。就此而論，唯物史觀正是由于確立了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這一出發點，而不是以抽象的人為出發點，才使對人及其歷史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科學高度。

　　《走向歷史的深處》出版30多年來，多次加印和再版，成為國內許多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的指定必讀學術經典文獻。

　　在馬克思歷史觀研究方面，先生在后來的哲學論著中，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爭論和熱點問題，闡釋了歷史的客觀性、規律性和目的性，探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功能、歷史的價值評價和道德評價等問題。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力和生命力。

　　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闡釋

　　直面問題是先生一貫的研究特點和寫作風格。他常說：“哲學家不是社會的旁觀者。”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他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寫作傾注了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哲學思考。他圍繞中國的歷史發展、現代化道路和文化等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系列學術論文，出版了《問題中的哲學》《中國百年變革的重大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中國》《哲學與文化》等著作，特別是近年來又在《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數十篇極有思想深度或理論分量的長文，產生較大反響，顯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社會擔當和思想魅力。

　　先生對中國問題的現實關注和哲學闡釋具有鮮明的特色。

　　首先，堅持寬廣而深遠的問題視域。每個時代都蘊含著特有的根本矛盾，這種矛盾在哲學意識中表現為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沒有離開時代的問題，也沒有不存在任何問題的時代。研究問題就是研究它的時代，而把握時代就要研究時代的問題。先生主張把關系中國發展的整體和全局的重大問題納入哲學研究的視野。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是當代中國最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課題。

　　其次，主張把中國發展問題納入歷史辯證法視野中來考察。先生闡述了中國歷史百年變革的辯證法，指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既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又具有重要的歷史轉折，既取決于社會基本矛盾的變化乃至激化，又取決于革命政黨或執政黨和自覺的革命精神或改革精神。歷史的辯證法往往表現為歷史的連續性、內在關聯性和因果制約性。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邏輯表明，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三個階段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性，要從規律性高度來認識這一問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受歷史辯證法規律支配。中國歷史的深刻變革，同時也是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變革，是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性質的變革。

　　再次，對文化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文化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中國發展的道路和方向問題相聯系的。“在中國，不同道路之爭，其深層體現為不同文化之爭。”早在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道路之爭與文化之爭就聯系在一起，曾經出現過“文化保守主義”“全盤西化論”和革命文化論之間的論爭。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隨著重新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隨著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再度興起，出現以三個“化”為特征的文化理論的爭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儒化”和“西化”的爭論。“如果不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把握這三個‘化’的本質，就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缺乏文化自信。”

　　馮友蘭曾經引用《詩經》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句來概括治學使命，受此啟發，先生立意“以‘舊邦新命’為解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爭論之謎的一把鑰匙”。他主張站在社會形態更替的高度來審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和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時，絕不能忘記社會形態變革這個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既要看到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變革中國社會，又要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才能獲得強大力量。

　　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構是一個整體。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導，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不能把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簡單歸結為某一家，要充分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它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這是我們立德樹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我們重視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但更要重視對中華民族一元性的認同，這是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思想文化黏合劑。”

　　回歸生活世界的哲學遐思

　　回歸生活是先生經常倡導的哲學方向。按照他的自述，其學術生涯有兩次重要變化，一次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由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研究轉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另一次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始，他的寫作方式發生了轉變，即從長文轉向短文或隨筆。當然，先生也在繼續寫長文，不過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寫作哲學隨筆上。

　　二十多年來，先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哲學隨筆，如《漫步遐思》《靜園夜語》《哲學心語》《回歸生活》《宜園雜論》《史論拾遺》《散步·路上——我與學生聊哲學》《哲學與人生》等。他趣稱這些隨筆是“老來得子”，十分偏愛。而這些隨筆，不應被簡單視為僅僅是寫作方式的轉變，而應被看作是對哲學的生活本性的一種回歸。

　　哲學隨筆貼近現實生活，厚積薄發，匯聚了先生多年的思想靈感的積累，飽含了這位可敬可愛的智慧老人對生活的深刻感悟，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獨到的生活哲理，深入淺出地解答了哲學認知、人生智慧、歷史文化、價值信仰等重要命題，引人入勝，令讀者愛不釋手。

　　這些哲學隨筆表明，生活需要哲學的解讀與引導，哲學需要生活的土壤與動力。這里的生活就是指社會生活或人民群眾的實踐生活。馬克思主義倡導的哲學既是生活哲學，又是大眾哲學。正如先生所總結的那樣：“如果哲學不關心人民，人民也就不會關心哲學；哲學不關心社會，社會也就不需要哲學。”馬克思說過，真正的哲學和哲學家都是“時代的產物”，“人民的產物”。先生的學術人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與時代關系越密切，與人民聯系越緊密，哲學才會獲得更強大的生命力，哲學家才能更加為時代和人民所接受。

　　先生在《九十歲的我》一詩中寫道：“生命是一種奮斗，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九十個春夏秋冬，三萬個黑夜黎明……有限的人生，溶入力的洪流會化作永恒！”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筆，譜寫了不平凡的哲學人生，充分展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境界、理論高度和博大情懷。我們衷心地感謝陳先達先生為我國哲學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同時也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長壽，思想之樹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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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