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新的課題和挑戰？中國經濟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和條件，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努力向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邁進？

　　高質量發展面臨新課題

　　“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面對全球化出現的新格局、新規律，需要對發展方式進行戰略重構；經濟發展態勢已經發生了一些根本變化，特別在跨越式發展的階段，如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些都是我國邁進高質量發展階段后面臨的課題。

　　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文溥看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意義重大。不過，一些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還停留在過去追求發展速度和規模的思維慣性上，沒有意識到從中等偏上收入邁向高收入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與以往存在重大差別。“如果不能充分認識高質量發展的深刻內涵，就會對高質量發展形成掣肘。”李文溥說。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汪彬表示，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意味著以往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動力和方法路徑都將發生變化。從經濟增長動力看，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傳統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再適應新要求；從經濟增長模式看，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發展新模式；從發展路徑看，經濟增長的重點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由需求側向供給側轉變，要深化供給側改革，提高要素的生產效率。

　　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看來，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面臨著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新課題。“我們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加快轉變為內需驅動，促進形成‘雙循環’的新格局。”徐洪才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表示，通過這些年的實踐，加之當前國際國內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人們更加深刻意識到，中國經濟未來的生命力在于創新能力，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必須圍繞“創新”做文章，特別是要注重制造業與信息技術、互聯網應用的結合；注重服務業與高端制造業的結合；注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融合。與此同時,要著力擴大內需，激活國內市場；充分認識對外開放的重要意義，努力保持與國際大市場的緊密聯系。

　　發展潛力與優勢仍在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許多新的課題和挑戰。在推動中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邁進的征程中，我們仍然有著許多優勢和潛力。

　　李文溥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勞智慧的民族之一。改革開放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只用了5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吃飯問題。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中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2019年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這充分說明，只要我們找準方向、選對路子，切實朝著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努力，沒有什么困難能難得倒中華民族，也沒有什么困難能阻擋中國經濟躍升至更高層次。

　　汪彬認為，中國經濟具備規模優勢，經濟總量大，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市場規模大，擁有14億人口規模的消費大市場，其中4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潛力大。工業產業體系健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居世界前列，產業鏈條完整，產業集聚優勢明顯。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不同地帶間的經濟發展階段、收入水平呈現一定梯度性，區域經濟韌性強、回旋空間大。人力資本供給充裕，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高校畢業生，具備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長期積累的物質基礎十分雄厚，我國高鐵營業里程達到3.6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

　　“我們還具備獨特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舉國體制優勢，能夠集中優勢資源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重要支撐。”汪彬說。

　　馮俏彬認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這將倒逼我們進一步認清形勢，找準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而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積累，我們已經形成強大的物質基礎，有著巨大的內需市場，完備的產業體系和工業門類，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深刻，這些也將為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劉元春也認為，“無論從供給層面、需求層面，還是從制度基礎層面看，中國經濟的彈性、韌性和活力已經展現出來了”。

　　努力于變局中開新局

　　如何向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邁進？專家普遍認為，要善于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加快推進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重點要實現三個轉變，即由數量向質量轉變，由規模增長向結構優化轉變，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汪彬建議，一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特別是要深化土地、勞動力、產權制度改革，實現要素資源優化配置。二是要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水平，實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制定和實施負面清單制度，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三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營造科技創新的良好氛圍，加大創新政策支持力度，穩定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大激發社會創造力。

　　“在推動更高層次高質量發展中，必須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努力。”馮俏彬建議，首先中央要統籌全局，加強頂層設計，并進一步理順央地關系，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其次，要發揮好企業的作用。企業是生產經營和研發活動的主體，要努力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鼓勵企業加大在創新方面的投資。三是要更好地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全面覆蓋，努力為廣大群眾營造敢消費、愿消費的環境，提高消費能力，為高質量發展拓展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劉元春建議，從戰略層面看，要認清楚未來5年到20年全球化的新發展格局，根據這種新格局和規律，制定新的方針。同時，要以持續深化改革作為基礎，進行一些戰略性重構和再部署。

　　“我們仍然要堅持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斷創新，開拓進取，推動高質量發展。”徐洪才表示，我們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仍然要保持戰略定力，苦練內功，妥善處理國際國內問題，推進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

　　“努力做好中國的事情，這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我們仍然要更多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李文溥表示，在推動更高層次的高質量發展中，必須堅持“以我為主”，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同時也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繼續擴大開放，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