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欠我們一筆債”

　　“共同利益”之變

　　中美關系搞好可能很難，但不能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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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于中美關系動蕩之際，央視新聞《相對論》對話前駐美國大使、博鰲亞洲論壇前秘書長、博鰲亞洲論壇咨委周文重。

　　周文重曾先后4次常駐美國，在美國的東西兩岸工作生活了17年。休斯敦總領事館開設時，他就身在美國。對話，就從休斯敦開始。

　　以下為對話實錄：

　　記者：8月16日，中國駐美國休斯敦總領館的館員乘坐中國政府包機回國了。兩個大國在外交事務中發生了如此突發的一個事件，對于外交官來說，他們身上要承擔什么樣的壓力？

　　周文重：這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或者說，在任何兩個建交國之間都是很少發生的事情。美蘇之間發生過，對于中美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現在周圍有一些鷹派，對其有很大影響，他這樣做一方面是向中方施壓，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國內政治考慮——他要拉抬他的支持率，目前和拜登相比他占下風。

　　記者：館員回國之后，外交部授予三等功。

　　周文重：對，集體三等功。

　　記者：我們以前可能更多是在部隊里看到三等功，在外交系統立三等功意味著什么？

　　周文重：集體三等功是一個集體的榮譽。休斯敦總領館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堅持站完最后一班崗，三等功是對他們所做貢獻的肯定。

　　“特朗普欠我們一筆債”

　　記者：您是一位資深外交官，老美國大使。當兩國之間發生這種突發事件時，作為一名外交官，他們身上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和壓力？

　　周文重：休斯敦總領館本身有什么責任，這很難講，因為責任不在領館。這完全是特朗普政府的歪招、邪招，違反國際法，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他欠我們一筆債。

　　記者：休斯敦總領館，它身上所擔負的儀式性，或者說歷史意義更多一些，因為它是1979年我國在美開設的第一個總領館。

　　周文重：對。我是1978年年底被派往美國的，那時還只有聯絡處，但不久，1979年1月份，鄧小平同志訪美，中美關系正常化，聯絡處隨即轉成使館。當時主要的工作責任，是打開中美關系，推進中美關系的正常化。

　　“共同利益”之變

　　記者：四十年前尼克松訪華的時候，說過一番很有名的話，他說中美走到一起，并不是我們有共同的信仰，而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還有共同的希望。這個希望是什么？共同的利益是什么？

　　周文重：共同利益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中美蘇三角關系中對付蘇聯。1968年發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因為當時新政府的領導人上臺以后要搞改革，勃列日涅夫不同意，便以華約的名義，調集二十萬部隊入侵，提出有限主權。而且勃列日涅夫要跟美國平起平坐，搞軍備競賽，所以美國感到有壓力；從中方來看，當時也有壓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中蘇爆發流血沖突——珍寶島事件，隨后中蘇邊界談判以失敗告終。在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下，中美走到了一起。

　　另外我國本身也有一個逐步對外開放的意愿，所以中美建交關系正常化帶動了一大批國家和我們建交。

　　我覺得從使館角度來講，或者從使館前身聯絡處的角度來講，共同的希望一是要幫助美國人正確地認識中國，另外要和美國的政府上上下下建立正常的工作渠道。

　　記者：難不難？

　　周文重：我想當時美國人有需要，因為從中美關系剛打開前后吧，有中國熱，我們也做了一些美國人很歡迎的事，比如在美國舉辦了出土文物展覽，尼克松訪問，我們送他一對熊貓，等等。周總理請尼克松吃飯，在飯桌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尼克松夫人，她很高興，所以這樣一些友好的姿態，在美國來說還是很得人心的。

　　另外，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這個對美國企業界來說，他們夢寐以求打開中國的市場，大家愿意和中國來往，愿意了解中國。

　　記者：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時，中美之間共同的利益又是什么？

　　周文重：到了八十年代，中美的共同利益比較明顯地轉到了經貿方面。

　　記者：到了九十年代，應當說您是幾乎整個九十年代都在美國工作。中美兩國之間共同的利益，和八十年代相比，有變化嗎？

　　周文重：因為中美關系一方面在發展，但另一方面美國人看中國國力越來越強，防范之心也在增加。

　　記者：那個時候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周文重：就是你發展你得接受其他人的發展，你不能夠把別人的發展，看成是對你的挑戰，這樣的話這就很容易出問題。

　　記者：您于2005年至2010年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曾在公開場合接受記者采訪時講過，三十年前中美建交，不會想到今天中美之間會走到這樣的一個——因為當時佐利克（前美國副國務卿）提出——叫做利益攸關方。也就是說，雙方互動還是比較緊密的。在當時您在美國做大使的五年，中美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是相對更融合，還是？

　　周文重：歸根結底就是你美國人能不能夠接受一個像中國這樣的伙伴和平崛起。中國現在和他相比還有很多的差距，這個差距在縮小，所以美國也很緊張。當年日本GDP到了它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時候，他不就強迫日本簽了廣場協議，后來造成了日本二十年的停滯，現在我們也到了這個關口，到了他的百分之七十了，他心里覺得，再不想辦法，你就跟我一樣了。

　　記者：回看七月份，中美之間傳來的都不是好消息，從美方各種高官在各種公開場合表述出的對華政策的突然轉向，對兩國關系來說，會產生什么影響？

　　周文重：蓬佩奧的“新鐵幕演說”目前沒有人呼應，等于他在唱獨角戲，這可能在他意料之外，另外國內反對的聲音在慢慢出來。有一百個專家學者簽了一封公開信，反對對中國采取這樣一種極端的政策，現在簽名的人已增加至一百八十七。

　　記者：什么人在簽名？

　　周文重：美國的企業家、專家、學者，簽名, 去年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的這封公開信，簽名人數還在增加。

　　記者：您覺得這個數字——不到二百人，他們的份量有多大？能不能改變政策？

　　周文重：那也是美國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當然要改變特朗普這可能還做不到。希望更多的美國人能站出來講話，現在當然也有大選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記者：其實國與國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一樣的。

　　周文重：對。

　　記者：人跟人之間相處，看不順眼是很正常的事。問題是，看不順眼，不是說我跟你能斷就斷，我還得跟你相處，因為世界上就這么幾個國家，必須得相處。那么現在在雙方關系不太融洽的時候，找到共同利益的可能性還有嗎？

　　周文重: 我覺得有。共同利益實際上就是共同發展，我們的新型大國關系里面說的很清楚，不沖突、不對抗，這就是共同利益。應該互相尊重、合作共贏。如果能做到，這是對雙方最有利的。

　　中美關系搞好可能很難，但不能搞壞

　　記者：我們以前總是說，中美關系再壞不會壞到哪兒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在當下，這句話還起作用嗎？

　　周文重：中美關系，因為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這么大的差異，兩國關系能好到哪去？能夠自建交以來四十年發展到這個程度，已經很不容易。但是中美都是核大國，如果政治關系搞壞了，那就是災難，所以，習主席2015年去美國時候就說，世界上本來沒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有些大國總是戰略誤判，就給自己制造了一個“修昔底德陷阱”。

　　記者：您覺得中美之間還能再回到以前平靜的狀態嗎？

　　周文重：回到以前不可能了，基辛格也說，回不到過去了。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變了，這是一個最大的變化，美國不再把我國當成合作伙伴， 而是一個對手、政治敵手。

　　記者：那么未來中美之間最舒服、最合適、最妥當的一種相處方式，又會是什么樣的？

　　周文重：學會怎么和一個發展中的和平崛起的中國相處， 這是美國的問題和挑戰。因為實際上來講，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還是很大，但是這個差距在比較迅速地縮小。我們一直在跟美國講，我們不會取代你，也無意挑戰你，但問題是美國得聽得進去。而且，從我們的做法上來看，我們沒有軍事集團，和冷戰時期前蘇聯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國不應該把我國看成第二個前蘇聯。

　　記者：為什么這筆賬算不清呢？就比如說我們現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美交往了這么久，按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應當說編織的很緊密了。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目前這一系列的舉動，難道自己不受害嗎？

　　周文重：中美關系搞好可能很難，但不能搞壞，所以怎么能夠維持中美關系的穩定，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尤其對我們崛起當中的中國來說，怎么能夠把中美關系維持好，穩定住，對我們的外交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想，對美外交，競爭不可避免，但競爭應是積極的競爭，雙方應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特別是要避免沖突，防范風險，積極競爭，務實合作，我們還要把對美外交這四個部分做下去。

　　記者：就是怎么能夠防止民眾的一種情緒化，會反過頭來影響中美中間的關系。

　　周文重：是有這個問題。很多美國朋友也說，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或者他說的一些話，你們不要太當回事，不要被他牽著鼻子走。我覺得有道理。特朗普現象，反映了美國現在當下的一個處境，因為美國現在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它也面臨困境——實力下降凸顯內部矛盾、貧富差距等棘手問題，很容易的一個辦法便是甩鍋，轉移注意力，這個就是特朗普在做的事。

　　當然，因為老百姓生活水平也受疫情等原因的影響， 他把疫情怪罪中國，老百姓不明就里，他說“中國疫情”，可能很多人就認為這是“中國疫情”，所以又要我們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當然美國也有人站出來把話說清楚，但像福奇這樣的人占少數。所以公眾的情緒受其影響，有時候也情有可原。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自己去思考、去碰壁。特朗普在歷史上留下非常負面的一筆，很難交代其在歷史上的責任，沒有一個總統是像他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