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唐任伍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探索，100年奮斗，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成立和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中國，殫精竭慮，戮力前行，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中華民族也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國家治理水平越高、治理能力越強，經濟社會發展就越健康繁榮；國家治理不善、治理不力，經濟社會發展就喪失了基本前提和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形態、路徑選擇、方式方法卻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既不能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到現成答案，也不能從其他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借鑒既定模式，只能根據中國國情和時代變化，采取頂層設計與漸進調適相結合的曲折前行方式，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之路。

　　理論邏輯

　　“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和靈魂，它不僅僅是國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一種變化，也是權力配置、行為方式和觀念上的一種深刻革命。“治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從“統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進進程。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詹姆斯·羅西瑙提出“治理”一詞，并從治理主體、治理范圍、治理向度、治理原則這四個維度進行了界定。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形成的國家治理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探索出的一種創新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概念和話語體系。盡管西方的“治理”與“善治”理論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演進產生過一定影響，但與西方治理理論和實踐比較，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理論有如下特點：

　　一是治理主體的層次感更清晰。黨在治理體系中居于領導地位，是頂層設計者；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團組織，非政府組織（NGO）等社會組織在治理中扮演著協同的角色；公民在治理中扮演著參與的角色。

　　二是治理范圍更廣泛。不僅僅局限于西方治理中的政治領域，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政黨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區域乃至全球等多個層次。

　　三是治理向度更垂直。與側重強調水平延展的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是“十字型”治理模式，強調通過頂層設計驅動協同，然后上下互動，縱橫結合。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的國家治理理論的發展，既不是傳統國家管理的延續，不是西方治理理論的簡單復制，也不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照搬照抄，而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世情、國情和民情相結合的中國化創新性理念，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內容邏輯

　　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理論也包含了現代治理理論的所有要素，最突出的表現為四大核心：一是基本政治制度，這是國家治理權力產生的方式，中國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是價值體系，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這是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行為規范，也是實現公平正義、公眾參與、公開透明、程序正當的前提；三是治理體系，這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功能定位與組織體系相互關聯的內在邏輯，涉及運行機制、行政機構、監管型機構、服務型機構，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機制等；四是治理能力，這是國家擁有的智力資源、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包括人力資源、組織資源、財力資源、動員能力、執行能力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就是這一能力的重要體現。這四個要素之間既密切聯系，又各自相對獨立。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價值體系是前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核心。所以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實踐邏輯

　　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追求與實踐是一種先試點、再推廣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性模式，大致經歷了革命式、運動式、改革式、綜合式的治理演進進程，是在黨領導下的一整套國家治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制度安排和體制機制、法律法規設計，它們之間緊密相連、相互協調。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治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這種實踐邏輯，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產生的治理效能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奇跡”“中國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