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律所“長”啥樣怎么用

　　記者調查律所數字化轉型之路

　　● 不管是用戶層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數字化”融入發展戰略，還是司法層面，互聯網法院、云端法院的出現，以及相關政策的出臺、技術的發展完善等，都在助推律所數字化轉型

　　● 是通過自主研發相關的技術，還是通過和第三方法律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推進數字化，是不少律所在探索過程中一直思考的問題

　　● 許多律所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如何實現讓老百姓打得起官司、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調查動機

　　最近幾年來，一批律師事務所積極探索數字化之路，數字化律所、云端律所等成為行業熱詞。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們生產生活的同時，因律所對線上協同辦公的需求，也一定程度上加速推動了律所的數字化轉型發展。

　　數字化律所“長”什么樣？律師如何通過數字化律所辦公和服務群眾？推進數字化律所有哪些困難需要破解？帶著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采訪。

　　□ 本報見習記者 張守坤

　　□ 本報記者 陳 磊

　　“您剛剛在案源廣場領取了案件。”伴隨著消息提醒，吳律師熟練地點開系統，與客戶張先生進行視頻溝通，并通過系統自帶的檢索工具迅速生成一份客戶需要的大數據報告，張先生對此表示滿意。在明確委托事項后，吳律師從系統合同模板庫中找出合適的合同文本，在線編輯并發給張先生查看。在告知風險、收費標準等事項后，吳律師將合同上傳，風控部門隨即進行合同審查。在確認無利益沖突后，吳律師和張先生在系統中完成電子簽約，電子簽章等工具在系統中一應俱全。

　　簽約剛完成，實時簽約動態便被推送到律所劉主任的手機上。劉主任點擊吳律師的頭像，吳律師近期辦理的案件數量、進展、開庭等情況一目了然。

　　幾天后，張先生通過律所的案件查詢系統發現自己的案件遲遲沒有動靜，于是點擊預約功能，通過人臉識別后進入律所網上辦公室。此時，吳律師已經將辦公室內的電子顯示屏打開準備講解，上面是案件目前為止的所有資料和進展。“叮咚！”門外響起了送餐機器人的聲音……

　　這是《法治日報》記者近日采訪律所數字化轉型之路時，一些律所負責人向記者描繪的未來數字化律所的場景。

　　為何轉型

　　適應形勢發展需要

　　今年3月，集數字智能、遠程共享辦公、全員事業合伙人、無邊界等概念于一身的北京因特律師事務所成立。當時有媒體報道稱，這是我國首家互聯網概念律師事務所。

　　因特律所主管合伙人欒珊告訴記者，近20年來，規模化已經成為我國律所快速發展的強大引擎。但律所的規模化發展不可避免地導致律所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寫字樓高額的租金等成為律所沉重的包袱，并最終分攤至客戶身上，一些當事人受自身經濟條件限制，無力委托律師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為克服這一弊端，降低運營成本，越來越多的律所醞釀開啟數字化轉型道路。

　　近期，瀛和律師機構的成員所和合作所中，數字化律所突破百家。瀛和律師機構創始合伙人、總部負責人孫在辰向記者道出了瀛和急于發展數字化背后的原因。

　　“在用戶層面，越來越多的國內外企業明確將‘數字化’融入發展戰略，將來客戶數字化將倒逼法律服務數字化；在司法層面，互聯網法院、云端法院的出現，開啟了全新審判‘云模式’；在技術層面，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創新技術逐漸演變成商業‘基礎設施’，商業的底層邏輯已經迭代；在律所層面，數字經濟促使律所的擴張最終將通過發展數字化律所，誕生大平臺、小團隊的律師組織新模式進行；在政策層面，今年‘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在孫在辰看來，對律師行業而言，擁抱數字化勢在必行。

　　在2019年盈科律師事務所成立十八周年慶典上，《盈科專業化建設白皮書》發布，標志著盈科律所由數字化之路進入數智化階段。

　　盈科律所工作人員介紹說，數字化轉型最大意義在于將原來不可預見及相互不透明的內容，變得可見、透明，實現管理有依據、服務有標準、風險可預警；利用數字資源提高法律檢索及調研效率，幫助律師更方便、快捷、高效地處理各類法律事務；數字化律所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科學管理的精華，通過平臺化、數智化、產品化、一體化的科學管理理念，能夠滿足客戶在各個法律領域、全球范圍的法律服務需求。

　　如何轉型

　　互聯融合賦能業務

　　數字化律所應該“長”啥樣？是裝修風格充滿科技感，還是所里擺放著各種法律科技產品？

　　帶著各種猜想，記者近日來到瀛和律師機構北京總部。走進總部律所，記者發現這里和一般的律所并沒有什么不同，在詢問有沒有能夠展示、體現數字化律所的法律產品時，瀛和律師機構數字化項目負責人王明珠指了指辦公桌上的一臺筆記本電腦和手上的手機說：“這就是了。”

　　她打開電腦，點擊一款數字化法律服務系統，上面包含大數據檢索、運營管理系統、審批系統等多項功能，不管是律師、律所主任還是風控部門，需要的信息都能在上面找到。

　　記者在系統里輸入某企業名稱并加上多組關鍵詞進行高級檢索，在“點下生成大數據報告”按鍵十幾秒后，一份可視化大數據報告便新鮮出爐了。王明珠笑言：“有的企業客戶看到這份報告，覺得我們比企業更了解他們。”

　　與瀛和相比，盈科所北京總部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更有“科技感”。

　　一進入盈科律所北京總部正大中心24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塊數據可視化大屏，上面實時更新著案件量、案件類別、客戶類型、簽約動態等多項數據。盈科所北京總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可以將這塊大屏看作盈科律所數智化的一個窗口，除北京外，盈科全國各地分所前臺都有這樣一塊大屏，目的就是讓各地分所不僅了解自己的情況，還能了解全國的整體情況。

　　除大屏外，在像銀行柜臺一樣的客戶服務中心，有包含數萬本書籍的“盈科書香”法律科技產品和App，在彰顯數字智能的同時也給客戶帶來實實在在的便利；每張桌子上擺放著“盈預約”二維碼，記者嘗試掃碼下單功能，幾分鐘后智能機器人便將咖啡送到了門口。

　　因特律所主任肖云成認為，真正的數字化律所是指依托律所內部強大的數智化互聯網工具平臺，支持律師實現自由辦公，包括居家辦公、途中辦公、度假辦公，能夠隨時隨地、24小時不受限地解決客戶需求。

　　法和科技創始人李磊告訴記者，首先要對數字化、信息化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分。“信息化是搭建于互聯網尚未高速發展的時期，比如企業OA(辦公自動化)、ER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解決的是管理協同與效率問題。數字化本質是數據化，即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基礎上，打通整個業務流程與‘部門墻’，使數據在企業內、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流動’，并通過數據分析、互聯與融合，最終實現為業務賦能。”

　　“所以，我認為數字化律所的定義，是基于數字化產品，建立數據流動、數據分析能力，進而實現組織創新、人才創新、產品創新、業務創新的律所。”李磊說。

　　轉型進展

　　足不出戶開展業務

　　數字化律所的發展，離不開科技手段或數字化工具的支撐。記者注意到，近年來涌現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線上法律服務平臺，助力律所通過云端辦公跟進客戶、辦理案件、在線簽約等，足不出戶開展業務。

　　今年5月，盈科數字化律所推出律師在線平臺，通過移動端輕應用、融媒體視頻號以及智能律所物聯網等不同的端口，實現客戶與律師的一對一面對面視頻咨詢、電話咨詢、圖文咨詢等；客戶訴求通過AI智能按地域、細分專業領域實時輪詢；同時引入人工智能“云小律”，解決對重復問題的解答，以此全力打造“全球一小時法律服務圈”。

　　欒珊說，一家真正的數字化律所的內網辦公平臺要能夠為律師提供眾多數智化工具。為此，因特所與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定制“因特律師”版律智薈內網辦公系統，力求實現律所管理和律師業務的全部工作流程一網通辦。

　　“在這個平臺，能夠實現立案申請、利沖審查、協議簽訂、文書蓋章、案件辦理、費用結算、結案歸檔以及同事之間的溝通交流、業務合作、案件研討、專家論證等事項的線上化、遠程化、數字化、智能化。”欒珊說。

　　如何判斷一家律所是否完成數字化轉型？

　　在孫在辰看來，成功與否，可以從律所與律所成員的在線化、客戶的在線化、營銷的在線化等程度來判斷，“可以說，數字化律所既偏重在線化升級的過程，又代表著在線化的最終系統集成結果”。

　　未來預期

　　破解難題實現共贏

　　新興事物的發展絕不可能一帆風順，律所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困惑或難題。

　　在李磊看來，律所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主要難題是“認識不足”：律所管理者認識不足，律所管理者普遍是律師出身，整體年齡偏大，且律所一般采取合伙人制度，很難做到統一認識，難以接納這種創新型的管理模式；律師認識不足，律師主要以做業務為本職工作，與律所并非緊密的雇傭關系，很多人只需要律所在其開展業務過程中提供便利，并不在乎律所是否實行數字化管理。

　　是通過自主研發相關的技術，還是通過和第三方法律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推進數字化，是不少律所在探索過程中一直思考的問題。

　　肖云成認為，對于律所而言，其主要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高效優質的法律服務，而如何運用信息技術賦能律所，為律所數字化轉型保駕護航，還是需要借助專業法律科技公司的力量。獨行快、眾行遠，因特律所將繼續以開放共享、合作共贏的理念，不斷深化同各類法律科技公司的戰略合作，持之以恒探索律所數字化轉型之路。

　　實際上，每家律所的運營模式不同，無法互相套用，數字化轉型需要律所根據自身情況及發展方向量身定制。

　　盈科所工作人員介紹，在律所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首先要通過信息技術實現對數據的處理，挖掘出盈科律所近十年產生的數以百萬計的電子化數據中的有效數據；其次要保證各個環節流程的透明化、數字化，形成跨職能、跨領域、跨團隊溝通協作的局面。這需要提供較多的可視化、可控化的工具，保障案源和業務及時給到律師手里，讓律師樂意使用系統、習慣數字化乃至數智化帶來的便捷以及市場驅動力。

　　據了解，美國云端律所FisherBroyles的管理和運營靠一個叫做Directlaw的云端平臺軟件完成。當客戶“下單”時，律所通過Directlaw系統來調配律師。由于沒有實體辦公場所，FisherBroyles的運營成本較低，往往能夠給客戶提供極具性價比的法律服務。除FisherBroyles外，國外還有許多依托數字化系統打造的數字化律所。

　　李磊認為，上述模式可以部分借鑒。“我國的律所在數字化轉型中，需要在運營管理、組織變革、技術加持、職業培訓等方面進行調整提升。線上線下、法律加科技、平臺和技術，這些是數字化律所的基礎設施，業務數字化后，可以將中小型律所整合到基礎設施上，重塑組織形態。”

　　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許多律所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如何實現讓所有老百姓打得起官司、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欒珊說，現在國家正在大力推行公共法律服務，各地都在積極建設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因特所和全體律師將借助數字化優勢，為公眾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盈科所正籌備設立鄉村振興法律服務中心，從青海起步，推向全國，通過構建數智化律所，讓法律服務直接進村，見屏如面，讓數智化法律全面助力鄉村發展。

　　王明珠說，瀛和布局的數字化律所80%以上為縣域律所，未來將布局上千家，通過龐大的數字化律所網絡實現對縣鎮鄉村法律服務的廣泛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