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破浪會有時

　　——我國對外開放由發軔走向縱深

　　本報記者 呂立勤 原 洋

　　1978年10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應邀訪問日本。

　　在8天的行程中，鄧小平同志懷著濃厚的興趣參觀了新日鐵公司、日產汽車公司和松下電器產業公司等大企業。在乘坐新干線列車從東京去關西時，有記者問他有何感想。他說：“快，真快！就像后邊有鞭子趕著似的！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他還說，“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20世紀70年代，世界發展日新月異，這讓目光轉向世界不久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與震撼。1978年，世界上第一個移動電話系統開通，發達國家的電視普及率超過70%，美國微軟公司已成立3年，聯邦德國告別鉛字印刷啟用電腦排版……而彼時，中國的經濟技術水平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大體上落后20年，如果按人均勞動生產率來看，差距就更大。

　　中國亟需加快與世界接軌的步伐。涌動的東方潮水，正蓄力奔向世界海洋。

　　密集考察向世界

　　1978年的訪日之行，深深觸動了鄧小平同志。那年10月25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直抒胸臆：首先要承認我們的落后，老老實實承認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學習，向一切發達的國家請教。相信本著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我們是有希望的。

　　從1978年1月到次年2月，鄧小平同志除訪問日本外，還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等多個國家。這成為他出訪最多的一年。同樣在這一年，12名國務院副總理率團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世界51個國家。

　　頻繁出訪考察，為最高決策層科學準確把握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梳理并錨定中國前行的航向校準了方位。

　　在諸多出訪中，由谷牧副總理率領的西歐五國之行，時至今日仍值得重溫。

　　這個由20多名中央和地方領導干部組成的代表團，歷時一個多月，先后出訪法國、西德(德國統一前的聯邦德國)、瑞士、比利時和丹麥。考察中，有一段插曲耐人尋味。發源于阿爾卑斯山北麓的萊茵河，是歐洲著名的國際河流，由于開發利用得好，當時年運貨量可占西德全國的20%以上。時任西德總統謝爾對代表團驕傲地說，我們的萊茵河很“勤奮”。谷牧同志聽罷，做出頗具反思意味的回應。他說，我們的長江比萊茵河長，但運量少得多，不是我們的長江不“勤奮”，而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

　　考察歸國后，代表團形成了1.5萬字的《關于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報告中不但詳實記錄了歐洲五國工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發展狀況，更為重要的是，還帶回一些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信息。當時，西歐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接連受到兩次石油危機影響，經濟處于蕭條時期，產品、技術、資本都過剩，急于找出路。比如，西德黑森州副州長卡里表示，可提供200億美元存入我銀行，供我使用。法國巴黎國民銀行在我國代表團回國前，也派人來京商談提供25億美元存款的事宜。

　　據時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灝同志回憶，谷牧同志到中央政治局匯報時就講，要大膽利用外資，人家有多余的資金想輸出，利息也不是很高，愿意和我們合作，我們就要打開國門。要是關了門，那絕對是落后的，趕不上時代。

　　是時候“做好工作”，是時候沖破陳舊觀念藩籬、敞開胸襟擁抱世界了。

　　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外國借點錢搞建設，要抓緊時間。”他表示，我們派了許多代表團到歐洲和日本考察，發現可以利用的東西很多，許多國家都愿意向我們提供資金和技術，條件也不苛刻，從政治、經濟角度對我們都有利。只要下決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設速度。

　　黨中央已經充分認識到：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則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中國以超乎尋常的政治勇氣，主動做出了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抉擇。

　　改革開放奪先聲

　　深圳蛇口，是我國改革開放一聲炮響、搶奪先聲的地方。

　　最初，那里不過是寶安縣西南邊一個遠僻的漁村。當時，站在蛇口山頭向四周張望，滿眼是荒坡野嶺、亂石雜草，山腳下一片汪洋。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廣東省和交通部的聯合報告，決定在蛇口創辦內地第一個出口加工區。當年7月，微波山下，隨著一聲轟隆作響的填海建港開山炮，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破土動工。

　　這個初生的工業區，面積僅有2.14平方公里。最早參與創建的領導者袁庚同志鼓勵干部們說：“我們是在方寸之地上搞‘試驗田’，如果失敗了，那無礙大局，對國家沒什么大的傷害。但蛇口是改革開放的‘試管’，這個‘試管’生出來的是一個漂亮的小孩，還是一個怪胎？就看我們在座一千多名干部的努力了。”

　　當年10月，工業區指揮部宣布，建設工地將實行定額超產獎勵制度，打破獎金分配“大鍋飯”。在建設碼頭港口、完成“五通一平”(即通電、通水、通信、通航、通路以及平整土地)過程中，工人們按標準每天需拉石料40車，一車2分錢，但如果超過40車的定額，每多拉一車，將獎勵4分錢。“4分錢獎金”制度極大激發了工人的勞動熱情，多數工人工作量很快增加到每天80車左右。

　　憑借著處處爭分奪秒、事事講求效益的精神，蛇口工業區在短時間內長成了人們所期待的“漂亮小孩”——在創辦后的第6年，蛇口工業區已累計吸收來自美、日、英等地的外資共約14.5億港元，基本形成了以工業產品外銷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是蛇口工業區辦公大廈旁的醒目標語，也是1984年亮相國慶大典后傳遍大江南北的響亮口號。這個口號著實起到了催化作用，更新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價值觀念，促進形成了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導向與風氣，為改革開放注入強大的精神推動力。

　　殺出血路辦特區

　　繼蛇口工業區獲批之后，1979年4月，廣東省委負責人向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興辦出口加工區、推進改革開放的建議。同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8月，黨和國家正式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1984年3月，14個沿海港口城市開放；1988年4月，海南經濟特區獲批建立。

　　這是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偉大創舉。如果說創辦蛇口工業區是“沖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那么這一次，整個神州大地都被這意味著覺醒與闖勁的春雷鼓動起來。

　　鄧小平同志非常支持部分省份率先改革開放和辦特區，他曾對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一張“白紙”上搞建設，怎么才能殺出“血路”？打開困難局面的唯一辦法，就是要開拓創新、要改革、要敢闖。

　　當時，各經濟特區普遍面臨資金匱乏的難題。深圳經濟特區基本建設前5年已經投入上百億元，其中國家在資金方面真正投入的只有2.8億元。其他建設資金要么是借來的，要么是利用外資，或是當地銀行、企業和政府自籌的。珠海經濟特區則創新土地管理，形成“珠海模式”。1987年，珠海成立土地管理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統征管理土地。主要先搞“七通一平”，把“毛地”變寶地，把低值土地升值，再統一出讓回收本金。有了本金再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逐步走向良性循環。

　　工業基礎弱、底子薄，嚴重缺乏技術和人才，是特區建設面臨的另一難題。

　　1984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那時的珠海，可以說滿目蕭疏，到處是村莊、是農田，還沒什么大變化，但鄧小平同志依舊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堅定地鼓勵特區發展。

　　此后，珠海發展提速，僅1984年一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就是前三年的總和。到處在建房子、建工廠，氣氛紅火。1988年，珠海著手建設港口、機場、能源基地和伶仃洋大橋等幾大“命運工程”；為吸引人才，珠海首創“科技重獎”，在1992年的科學技術重獎大會上直接獎勵科技人員車、房，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竟引進了四五萬人才。

　　深圳在農業縣基礎上建市，當地干部普遍認為，要想加快吸引外資和發展現代工業的步伐，就必須有選擇地批準部分具備相當技術、管理水平的國內企業進入特區，實行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相結合。

　　“內聯外引”方針應運而生。從飲下“頭啖湯”的企業呱呱墜地，到砥礪前行的上世紀90年代之初，成立剛過10年的深圳經濟特區已坐擁三資企業3000余家，“三來一補”企業6000余家，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32億美元，出口總額近30億美元，在全國僅次于上海。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經濟特區的發展，是“靠實干干出來的”。堅韌的開拓者們務實求變、敢為人先，敢闖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區”，敢闖矛盾錯綜復雜的“難區”，敢闖不合時宜的政策“禁區”，同時，也敢于在面對諸多質疑時頂住壓力。1992年元月，年事已高的鄧小平同志，再次提出要“到南邊走一走，看一看”。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老人的話語頻頻傳出——“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些講話，極大鼓舞了經濟特區的建設者們，振聾發聵且一錘定音。

　　東方風來滿眼春。中國經濟前行的航標更加清晰，改革開放的步伐變得更加堅定、更加鏗鏘。

　　對外開放縱深行

　　強勁的對外開放步伐，撼動了傳統外貿體制的根基。開放倒逼改革。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省市先后成立進出口貿易公司，直接對外交易。中央對冶金、機械、航空、船舶等部門，也進行了進出口賦權。到1981年，我國外貿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97.5億美元，增加到220億美元，增長了126%。

　　至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開放已取得明顯進展，但與此同時，國際形勢正悄然發生變化。

　　彼時，世界經濟一個重要特點，是經濟活動國際化加速發展。各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滲透不斷加深，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的歷史潮流。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黨中央順勢而為，在“引進來”基礎上，適時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使我國對外投資力度增大，對外開放水平邁上新臺階。

　　為進一步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一系列重大措施漸次鋪陳開來：開放5個沿江城市、4個邊境、沿海省會(首府)城市、13個沿邊城市以及11個內陸省會(首府)城市。

　　我國對外開放由南向北、由東向西層層推進，基本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經濟帶—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沿邊開放城市”這樣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有重點、點線面結合的格局。開放城市遍布全國所有省份，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確立。

　　跨越世紀之交，從遙遠的卡塔爾傳來舉國振奮的消息——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歷經15年漫長且坎坷的談判，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終于拿到這張國際市場通行證，我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

　　時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中國“入世”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的最大變化，是讓中國產品走向了世界。“入世”有力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全球共享中國改革成果，這是中國與世界的共贏。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到開放城市遍布全國各省份，從深圳蛇口荒蕪漁村的一聲炮響，到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昂首站立在世界舞臺，其間不過數十年，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由發軔走向縱深。這是在一張“白紙”上演繹的精彩，這是由中國人民創造的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

　　東方潮，通世界。

　　當前，盡管經濟全球化面臨新問題、遭遇新挑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泛起，但通往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一如既往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努力為世界作出更大更多的中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