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 南京探索大城“善治”新路徑
初冬的南京,寒意漸濃,但在鼓樓區北京西路社區“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內,卻是一番熱烈景象。
“落葉塞住了樓頂的落水管,屋內會出現滲水的。”“地面上的落葉也不少,煙頭掉上去引發火災怎么辦?”居民們你一言我一語討論問題,社區迅速收集意見,上報處理。這樣的議事場景,如今在南京各個社區(村)已成為常態。
作為常住人口近千萬的特大城市,南京面臨著海量需求、復雜矛盾和多元訴求的治理挑戰。今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要轉變城市發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治理投入和統籌協調。
在這一精神指引下,南京正經歷一場從“管”到“治”的深刻變革,通過暢通民意渠道、推動多元共治、強化數字賦能,探索特大城市“善治”新路徑。

北京西路社區議事室內,居民們正在討論水杉樹修剪事項。人民網 范堯攝
居民當家,“金點子”落地生金
姜家園98-100號小區位于鼓樓區熱河南路街道小桃園社區。這個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老小區,曾經規劃落后、管理混亂。“什么人都能進來停車,角落里塞得滿滿當當,一個人要動車,七八個人得下來挪。”居民曹畄搖搖頭。
“我們可以自己改造小區、規劃停車位!”今年初的居民議事會上,曹畄道出了大家的心聲。
停車位有幾個?誰可以用?怎么管理?網格員和支部黨員挨家挨戶收集意見,組織居民代表、設計施工單位、共建單位召開十多次專題會。從劃線施工、登記車牌到制定《機動車停放管理公約》,每個環節都有居民深度參與。
利用“為民服務專項資金”,社區黨委不僅規范了停車,還翻新花壇、升級安防,并對接人大代表解決了路面修復問題。

整治后的姜家園98-100號小區,新建了兩個公共充電車棚,車輛停放得井井有條。受訪者供圖
“微改造”不僅要“改面子”,更要“強里子”。以改造為契機,社區推動居民成立了物業管理委員會,負責秩序協管、施工監督和設備維護。“現在大家遇到開門、停車等問題,都會找物管會協商解決。”作為物管會成員,曹畄很欣慰。
“我們是‘搭臺子’的,他們才是‘唱主角’的。”小桃園社區黨委書記陳程笑著說,“以往居民覺得小事不用找社區,大事找了也沒用。現在通過一個個問題的解決,居民開始信任我們,主動提出‘金點子’。”
在南京,像這樣居民“唱主角”的治理實踐已遍地開花。街談巷議的“金點子”通過“征集—督辦—轉化”閉環流程落地生根,成為破解發展難題的“金鑰匙”。2024年以來,南京已收集相關意見614條,辦結率100%,其中2條獲國家部委采納。
多元共治,“獨奏”變“交響樂”
南京雨花臺區齊修社區是公租房集中小區,0.36平方公里住著1.7萬人,一半以上為低保戶和中低收入群體。“房租便宜導致流動人口多,人口結構復雜,十幾個社區工作人員難免力不從心。”社區黨委書記張福蘭坦言。
破局之道在于引入社會力量,讓“專業人做專業事”。近年來,齊修社區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進9家社會組織,搭建了涵蓋上門助老、文化建設、特殊群體服務等的全方位便民平臺。
人手充足后,社區聯合社會組織助老員、轄區輔警開展高齡獨居老人摸排。根據身體狀況和自理能力,686位老人被劃分為“紅、橙、綠”三類,分別享有每3天、每5天和每7天一次的探訪服務。
“我曾突發腦梗,是助老員第一時間發現的。”獨居老人林國強回憶起來仍心有余悸。住院期間,社區志愿者輪流探望;康復后,林國強主動穿上志愿者馬甲,每天到社區“上班”。
“他經常騎著電動車,帶著社工、助老員、志愿者滿社區跑,所有人都認識他。”張福蘭說。

齊修社區采取“三色碼”為老服務模式,將紅碼“緊急關注”和橙碼“重點關注”老人的狀況貼于墻上,便于查詢。人民網 江楠攝
社區還邀請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心理咨詢師輪流“上崗”,用法律化解矛盾;對接梅山醫院、腦科醫院,滿足心理疾患人員治療需求;聯合岱山實驗學校,為特殊家庭兒童提供心理疏導......
這種“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正在南京全面推開:市律師協會提供法律咨詢4.1萬次;公益創投支持1630多個社區服務項目;近萬名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化身“移動探頭”,一年發現處置286處安全隱患......政府、市場、社會、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體”日益堅實。
數字賦能,基層告別“跑斷腿”
11月13日,玄武區紅山街道數治中心LCD大屏上,“智慧電梯”模塊彈出警報——有居民將電瓶車推進電梯。畫面中,聽到提示音后,居民很快將車推走。

南京市“一網統管”綜合平臺展示。南京市委網信辦供圖
在南京市域治理現代化指揮中心,巨大的電子屏上,城市運行的各項數據實時跳動。這是南京整體推進的“綜合治理”利器——“一網統管”體系。它構建起“1+12+N”的指揮調度架構,融合了群眾訴求、工單流轉、大數據分析等模塊,實現了城市運行的跨部門、跨層級協同作戰。
這套數字治理系統,如同為城市裝上了“智慧大腦”,推動治理從依靠“人海戰術”的被動處置,轉向依托“數據跑路”的主動發現和精準應對,有效破解了“最后一米”的治理難題。
2024年,南京針對基層“小馬拉大車”問題,出臺24條減負措施,編印《社區(村)“六必查”相關規范匯編》,設置了30個基層減負觀測點,建立部門約談機制。一年來,社區核減不合理證明事項56個,迎檢迎查核減率達57%。
鼓樓區寧海路街道康藏路社區辦公區的一張辦公桌上,堆放著2021年至2023年的部分臺賬,足足有半人高,重達53.8公斤。“這還只是一部分,以往更多。”康藏路社區黨委書記湯盛燊說,這兩年,社區承接上級的事項少了,數字社工平臺的搭建減少了事務性工作量,今年的臺賬大約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
“基層減負了,社區工作者才能有更多時間精力提供更精細、更有人情味的服務。”湯盛燊說,現在,與居民感情增進了,群眾基礎擴大了,響應社區號召的人也越來越多。
“減負不是減責,而是為了增效。”南京市委社會工作部負責人表示,減負釋放出的精力,被投入到更精細的服務中。
從一個小區的“圓桌議事”,到一座城市的“一網統管”;從為每位獨居老人建檔,到為基層卸下不合理負擔……南京社區治理的核心是做精妙的“加減法”。
做“加法”,是加強黨建引領、系統集成、社會協同和數字賦能,把分散的力量擰成一股繩;做“減法”,是減掉形式主義、卸去多余負擔、減除治理盲區,讓基層回歸服務本位。
這場治理變革,是從“管理”到“治理”、從“治事”到“治智”的深刻轉變。
“它回答了一個時代命題:特大城市如何實現‘善治’?”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任克強說,“南京的答案是:以黨建引領多方共治,借改革補齊民生短板,用數字賦能基層治理,讓每一個個體都能被看見、被尊重、被賦能,從而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找到城市治理的‘最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