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召集人黃克武先生。(臺灣《中國時報》資料圖)

　　中國臺灣網(wǎng)7月22日消息　臺灣《中國時報》刊發(fā)評論《教科書不準使用“武昌起義”》。文章指出，針對日本占據(jù)中國臺灣的歷史，臺當局“教育部”規(guī)定中學教科書只準用“日治”、不準用“日據(jù)”的做法，島內(nèi)輿論嘩然。在臺灣“教育部”修訂的這個“2012課綱”中，規(guī)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中，不準使用“武昌起義”、只準使用“武昌起事”，其理由是：“武昌起事”是約定俗成的名詞。回顧百年歷史，站在不同立場，同一歷史事件通常會被不一樣地解釋；但站在大陸時期的國民政府和現(xiàn)今臺灣立場，說“武昌起事”約定俗成實在令人不解，這是不是“去中國化者”人的立場？用“去中國化者”鼻祖李登輝的話說，應(yīng)該要“說清楚、講明白”！

　　全文摘編如下：

　　臺當局“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不準島內(nèi)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日據(jù)”，只準使用“日治”，近日成為媒體熱烈討論的新聞之一。臺灣地區(qū)領(lǐng)導人馬英九及當局“教育部”認為，在民主、多元、自由、包容的的臺灣社會，“日治”、“日據(jù)”應(yīng)該都可以使用。

　　這樣的回應(yīng)，或可取得“平衡”，但卻有失臺當局立場。因為由臺當局審查通過才能發(fā)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是學術(shù)著作，不能用“學術(shù)自由”的尺度檢視。臺當局審查通過的歷史教科書，發(fā)行的版本可以“多元”，但立場則不能“多元”。日本文部省不準歷史教科書使用“侵略”，只能用“進出”；韓國的歷史教科書，像唐太宗征伐高麗之類的用語，必須改為“侵略”，斷不會“侵略”與“進出”、“征伐”與“侵略”可以自由采用。臺灣“教育部”只準用“日治”，不準用“日據(jù)”或兩者都可使用，是模糊了當局的立場，這不是學術(shù)觀點的論爭。

　　事實上，臺灣“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嚴審不準使用“日據(jù)”，是屬于“臺灣史”的部分。在整個“中國史”方面 ，則不準用“武昌起義”，只準用“武昌起事”，也是令人“拍案驚奇”的咄咄怪事。

　　本來在6年前民進黨執(zhí)政，杜正勝院士執(zhí)掌臺當局“教育部”時，對依據(jù)高中“2006課綱”所編的歷史教科書，即不準用“武昌起義”，只準用“武昌起事”，媒體雖有報道，但隨著政黨輪替，也就不了了之。未料國民黨執(zhí)政的“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對于剛剛修訂的“2012課綱”所編教科書第三冊現(xiàn)代史部分，使用“武昌起義”的詞句，要求“必須修改”為“武昌起事”，“必須修改”的理由寫道：“武昌起事”是“約定俗成”的名詞。看到這個修改理由，能不令人興起“今夕何夕”之嘆。

　　其實，“武昌起義”與“武昌起事”的選擇，也是“立場”問題。站在大陸時期國民政府立場與臺灣當局立場，“武昌起義”的說法沿用了一百多年，真正是“約定俗成”，成為普遍使用的名詞。采用“起事”應(yīng)是清廷與“去中國化者”的立場。

　　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太后退位詔書稱“民軍起事”，是站在清廷的立場，民國既已建立，清帝既已退位，自不便稱“起義”。而由滿清遺老撰寫的《清史稿》對“武昌起義”更稱為“革命黨謀亂于武昌”，“張彪以兵匪構(gòu)變，棄營潛逃”。所謂“謀亂”、“兵匪”都是站在清朝的立場，對起義者的稱呼。臺灣當局“教育部”只準用“武昌起事”，難道“審查委員”之中，有滿清遺老混雜其中？

　　我們檢視中文大小“字典”、“辭典”包括“教育部”網(wǎng)站上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也只有“武昌起義”這條詞目，沒有“武昌起事”一詞。臺“教育部”對“武昌起義”的解釋：“清宣統(tǒng)三年辛亥（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陽歷10月10日），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yīng)，遂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如果臺“教育部”只準用“武昌起事”，不準用“武昌起義”，那臺灣的“教育部”網(wǎng)站上《國語辭典》也“必須修改”，順應(yīng)所謂“約定俗成”。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人郭廷以先生，著有《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中研院院近史所”印行）、《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是近代史的權(quán)威著作，也都使用“武昌起義”，看不到“武昌起事”這類字眼。臺“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召集人黃克武先生，現(xiàn)任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他是郭廷以先生的再傳弟子，應(yīng)該讀過郭廷以先生的著作，為何主持學審大事，不準用“武昌起義”，只準用“武昌起事”，是否也該謹遵在臺“去中國化”開山祖李登輝的話：“說清楚、講明白”！(中國臺灣網(wǎng) 何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