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南勇
中國足球腐敗案開庭審理前夕，記者在沈陽市第一看守所采訪了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原主任、中國足協原專職副主席南勇。作為中國足球工作曾經的主要領導，他既經歷了親自率領中國足球沖進韓日世界杯的輝煌，也因足球聯賽“假賭黑”泛濫而備受社會各界指責，最終走進高墻鐵窗。南勇從原體育系統最年輕的司局級干部到最終將受到法院審判的12年蛻變之路，為解剖亂象叢生的中國足球提供了標本。
南勇，出生于1962年6月，吉林延邊人。于1980年考入沈陽體育學院。由于在校成績優異、表現突出，1982年當選校學生會主席。
1984年，22歲的南勇以沈陽體育學院優秀學生干部的身份，被選入國家體委人事司。先后任副處長、處長。1997年，35歲的南勇調任中國足協副主席，是當時全國體育系統最年輕的司局級干部。2005年，南勇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黨委書記、副主任、中超委員會主任，2009年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
熟悉南勇的人士反映，業界公認他危機處理能力強。從人事司調入中國足協的時間盡管還不長，但是南勇的業務能力開始逐漸顯露。2000年5月16日，北京國安集團董事長李士林因對中國足協5天前給國安隊球員的處罰嚴重不滿，決定退出中國足壇。多位長期負責足球報道的媒體記者還記得，當時，兩天后就是北京國安隊客場對陣重慶隊，李士林已經讓球隊退票，不再前往客場比賽。南勇得知此事后，立即與國安集團的上級——中信集團總部進行溝通。經過日夜談判，最終北京國安隊沒有退出足壇。四年后，中超聯賽再次出現混亂，南勇配合當時的中國足協主要領導，聯合多位地方體育局負責人，使7家足球俱樂部沒有退出聯賽，避免了職業聯賽的又一次嚴重危機。
許多人評價南勇善于與各方協調配合，他的工作能力和敬業精神得到認可。2001年，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39歲的南勇率領中國足球隊沖擊韓日世界杯成功，登上了個人事業的巔峰。2009年初，南勇擔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上任后，他引入倍耐力輪胎公司為中超的主贊助商，解決了多年來中超聯賽主贊助商長期不定的不利局面；之后，他力推以“校園足球”為核心的青少年訓練體系，全國44個城市的校園足球聯賽重新開展，這些做法都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正當2010年他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人們驚愕地發現，南勇“出事”了。
南勇的“出事”不是突然的，正如他在看守所接受記者采訪時反思的，“來到足協這樣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再加上足球項目又比較特殊，管理機制也不很健全，法制對它的監管也不夠，在努力工作的同時，腦子里緊繃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來了。”
1999年甲A聯賽倒數第三輪，沈陽海獅隊客場迎戰延邊敖東隊。為了保級，沈陽隊總經理找到了在中國足協任職已滿兩年的南勇，希望幫助與延邊隊領導見面。于是，南勇給延邊州足協領導打了電話。南勇告訴記者：“電話中只說沈陽隊客場到延邊想見個面，方便請你溝通一下，就這么一個電話。”這場比賽中沈陽海獅隊3比0戰勝了延邊敖東隊。后來沈陽隊最后三輪奇跡般保級成功。為了表達謝意，事后沈陽隊將20萬元酬金送給了南勇。
沈陽海獅隊保級案是南勇最早走向犯罪深淵的一步，但也是關鍵一步。
從輝煌到身陷囹圄，南勇的沉浮蛻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足球的歷程，他的蛻變折射出三點啟示：
——當腐敗成為一種氛圍時，曾經創造輝煌的人也可能墮落。“人家給你送禮，你不收，人家會很難受，你也會得罪人”，身陷囹圄的幾位足協官員都有過這樣的感受。一些體育界學者分析認為，在這樣一種社會大環境下，足球似乎成為一個被金錢包圍的“場”，意志不堅定的掌權者不知不覺中就會被“吸”到這個“場”中來。南勇在看守所反思時表示：“我也想做一個正直的人，也想不辜負球迷的期望，不辜負組織的培養，但所處的環境確實非常復雜。當真正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還是沒有把握好自己。”
——缺乏民主“一言堂”，很難保證不出問題。中國足協的一些工作人員反映，南勇工作能力強，但在工作中一手遮天，許多好的工作作風和工作程序都沒有能夠延續下來。比如中國足協過去每周四召開辦公會，從不間斷。然而從謝亞龍開始，這個好做法就取消了，南勇擔任一把手后也沒有恢復。重大事情不商量，悄悄就定了。一些足球界老同志說，工作中沒有一個正常的民主作風，很難保證干部不出問題。
——監督形同虛設，問題未引起重視。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在中國足協前幾年的人事考核會議上，南勇的一些問題就有人反映，但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中國足協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可以查查會議記錄，這些都在總局人事干部考核檔案里，白紙黑字，但沒有引起任何部門的重視。”一位南勇的同事稱，多年來，對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領導干部的監督、檢查，基本上形同虛設。體育界和司法界一些干部認為，足球腐敗窩案的教訓深刻，對體育領域存在的問題，如果紀檢監察切實發揮了作用，如果能夠早一點有司法介入，不可能持續時間這么久，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滑向犯罪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