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漂泊——工漂，喜憂參半的選擇
核心提示：以80后、90后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就業的高流動性與短工化，漸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被稱為工漂的這一現象，也折射出用工荒背后的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等一系列問題，應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現狀 招來700人，走了500人
不久前的一天凌晨，滿載700多名河南杞縣赴德清務工人員的大巴抵達德清千秋廣場。這是該縣為應對用工荒，由縣領導親自帶隊遠赴河南招來的。
事隔一個星期，令德清縣有關部門始料未及的是，分赴各企業后，這批務工人員出現大規模的擇業流動。據初步統計，其中近3成在縣內各企業實現就業，7成以上人員選擇離開企業返回老家，或赴周邊其他地區繼續務工。
“那天凌晨他們到達后，一下子就給我們企業送來了300人。”浙江泰普森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王小奇表示，“但沒過幾天，就走了大半，估計還有四五十人留在企業。”王小奇認為，可能去河南招工時，雙方在待遇、薪酬等方面沒有準確的對接，結果這些務工人員到實地一體驗，心里落差較大，就選擇離開。
浙江天堂實業有限公司的情況也很類似。“當天來了126人，過了一周，就走掉不少，現在大概還有30來人。”人事部經理杜煒有點發愁，“本來我們對這次去河南杞縣招聘的期望很大，招來這么多人，覺得不虛此行。而現在只好另想辦法解決。”
記者了解，選擇離開的務工人員中，大多數是80后、90后。因用工短缺，德清金銀島大酒店這次也專門赴杞縣招人，要了14名90后年輕人，但這些90后只在他們租的住處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走了，連酒店的門都沒有進。
“他們嫌工資低，在這里做一開始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想賺更高的工資。”這樣的結果，讓金銀島大酒店人力資源部總監謝春花對記者說：“其實，我們是五星級酒店，月收入起步低，但只要好好干，還是很有前途的。真不知道這批90后為什么這樣沒耐心？”
“我很理解他們的選擇。”也是河南人的90后陳忠，在德清開發區一家服裝廠打工。這是他的第5份工作。他16歲就出來打工，當過服裝廠車工，廚房跑菜員，還到慈溪一家電子廠工作過。后來覺得理發好，就去廣東學理發，也沒有學成，最后選擇到德清的服裝企業工作。
“為什么頻繁換工作？”“趁年輕多見見世面。”陳忠笑了笑，“家里人也經常說我，老是換來換去，但我有時想嘗試一下新工作，有時對企業的某些做法看不慣，不愿意太委屈自己，就換工作了。”
解讀 父輩為生計，今朝為喜好
新生代農民工為何工漂？
專家分析，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不滿足于單調的工作生活，更注重追求生活品質，將自己的興趣、愛好放在擇業首位。
杭州余杭區喬司街道最近舉行春季人力資源招聘會，轄區87家企業擺開陣勢，廣納人才。但讓主辦方意想不到的是，招聘會冷冷清清，推出5500個崗位，達成就業意向的只有360多個。
杭州聚豐制衣公司辦公室郭主任說：“現在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用工荒，而最難招的是熟練工。盡管企業為員工改善吃住條件，工資提高20%，最高可達每月8000元，但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更在乎工作、生活的舒適度。”
來自湖南的沈小利和5位小姐妹一起來求職，都是90后。在招聘現場，她們咨詢的前幾個問題都是：有沒有雙休日？宿舍內有沒有配電腦？文化活動、旅游活動多不多？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曾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擇業作過一項調查，覆蓋浙江、安徽、江蘇、廣東、貴州、河南、四川7省，共發放問卷6000份，回收有效問卷5547份。126位調查組成員深入各地，與新生代農民工面對面訪談。
結果顯示，51.36%的新生代農民工擁有高中(含職業教育)以上學歷，學歷較老一代明顯提升。52.43%的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發展有信心，對工作的選擇從以經濟為主向以發展前景為主轉移。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家庭生活壓力小，憑興趣選工作，吃苦耐勞精神下降，對工作挑剔，希望從事工作輕松、地位高、有趣的崗位，所以跳槽頻率高。
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從事最長一份工作的時間不足一年者，占調查總數35.75%。結果，頻繁的跳槽，使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經常處于熟悉工作崗位的過程中，難以有效地積累工作經驗，無法成為熟練工并得到加薪。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有關負責人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高，除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比父輩高外，還與當前勞動力資源越來越短缺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時有了更多的選擇，導致更換工作的頻率加快。
企盼 工漂不再漂，包容留人心
記者采訪發現，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生長在城市，從小受寵愛，沒有干過農活，也不想回到農村，但因種種原因，又很難在務工的城市落地生根。
浙大公共管理學院的調查顯示，有60.12%的新生代農民工“想要成為城市中的一員”或“已經成為城市中的一員”。 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存在收入、保障、身份及公共服務等四大現實困境。
專家認為，一些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打短工，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太難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比父輩高，而現實狀況是，農民工的實際工作強度較大，與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工作之余精神文化生活單調，提升職業地位呈現“水平化”，缺乏上升的空間與機會，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礙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于是，許多人選擇頻繁跳槽、換崗，以尋找更好的機會。
“要讓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漂，真正融入城市，關鍵是城市要包容。”余杭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總工會主席杜堅強說。城市包容的涉及面很廣，包括居住環境、社會認同度等，當務之急是要規范就業環境，提高勞動者收入，并促進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類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
余杭也曾飽受用工荒、技工荒的困擾。但今年2月，余杭區就流動人口節后返城情況也做過調查，發現流動人口回流的比例，比去年有大幅度提升。“農民工喜歡到余杭工作，重要原因是近年來余杭企業用工環境不斷改善，同時我們還加大培訓力度，使很多新生代農民工有了一技之長，收入也隨之增加，自然就不想漂了。”
來自河南焦作的李寶盛，已在余杭今勝集團工作1年多，去年通過勞動競賽獲得中級職稱，收入明顯提高。“我已把老婆和一些親戚也叫過來工作。因為我覺得這里的企業很重視員工的培養，收入穩定，有盼頭。”李寶盛說。
改變工余生活的單調，也成為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期待。“我想，只要能快樂工作、快樂生活，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其實并不想漂。”陳婷婷是安徽宿州人，1992年生，目前在安泰(德清)時裝有限公司當檢驗員。陳婷婷家人和親戚共有12人在這家企業上班。她曾當過幼兒園老師，但到了這家企業后，就不愿再跳了，“因為這里鼓勵我們參加街舞、拉丁舞俱樂部等文化娛樂活動，大家在一起玩得很開心”。
來自安徽淮北的90后喻飛燕，是第二次進公司工作。上一次，因為貪玩，她辭職跑到天津一家服裝廠打工，結果在那里經常加班，吃不消，最后還是選擇回德清工作。“我們年輕人一開始是不夠穩重，但通過比較，發現這里工作生活真好，自然也就會穩下心來。”喻飛燕興奮地告訴記者，“我參加公司的疊人塔演出，今年還要去西班牙表演呢。”
業內人士也提醒新生代農民，當前的用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向賣方轉變，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抓住機會，還應學習父輩認真、負責和踏實的就業態度，找準定位改變命運。
專家點評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農民工是特別需要社會關懷和關注的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學歷高，對工作待遇要求也高，生活方式也更加城市化，更愿意融入城市。要減少工漂、解決用工荒，就必須整合現有的各種社會資源來整體推動。要創造良好的社會化農民工服務平臺，讓他們有渠道、有空間、有條件融入社會，和企業一起成長，與社會一起進步，在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能分享發展成果，過體面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