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已于10月23日上午召開，本次會議將繼續審議精神衛生法草案。與此同時，有深圳公益律師呼吁廢除精神衛生法。于是，“被精神病”的話題再度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
“被精神病”在國內不算是新鮮事，近年來，心智正常者因不斷上訪就被送入精神病院，甚至正常人被自己的家人“成功”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例時常見諸報端。
在國際上，“被精神病”在一段時間內也曾發生，比如，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今天已被寬容對待的同性戀還被視為精神病，名為“反社會人格紊亂”。在現代精神病分類學主要奠基人、美國醫生羅伯特·斯皮策和其他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之下，美國精神病學協會于1973年把“同性戀”條目從權威標準《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刪除，這表明同性戀不再被視作精神或心理疾病。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刪除了“同性戀”詞條，之后相應國際疾病分類標準中就不再包含同性戀內容。
但近年來，旨在幫助同性戀者“轉性”的“修復療法”居然大行其道。盡管世界衛生組織已在今年5月宣布這一療法會對受者造成嚴重傷害，今年9月，長春的一名女同性戀者仍因其與同性戀愛而被家人毆打，甚至送進精神病院。
看上去，“精神病”的準入門檻極低，將一個人判斷為“精神病”，似乎特別容易，只要是不符合常規、不隨大流的人，都可用“精神病”來輕松管治。“精神病”似乎成了法國思想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里所說的那種進行社會規訓的工具。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病”？到底有沒有鑒定“精神病”的科學標準？到底對“精神病”有沒有存在過度醫療的情況？到底精神病人的基本權益在救治過程中能不能得到保障？
在社會層面，保障精神衛生、維系良好的社會心理環境固然重要，但如何防止“精神病”成為傷害普通百姓的工具也相當重要。除了同性戀，網癮也常常被看作“精神病”的一種。曾經的“網癮斗士”陶宏開，在今年5月成為深圳一家網絡游戲的代言人，這不能不讓人質疑，“網癮是病”的說法真的正確么？
我自己就曾遇到一個網癮少年“被精神病”的個案。
那是一個十來歲的初中男孩，或許是由于情竇初開被同學笑話，或許是父嚴母溺的家庭環境，他不愿意再去上學，而把自己關在家里，沉溺于網絡長達一年多時間。愛喝酒的父親長期出差在外，偶爾回家卻常常醉酒，醉后就是對孩子的打罵；他母親是護士，經常需要加班，對孩子的照顧也多輔以藥物。少年的生活只是與電腦為伴，連樓都不下，一有不順心就亂發脾氣，最后嚴重到毆打母親的程度。
惱羞成怒的父親最終叫來了精神病院的救護車，幾個醫護人員把孩子押進了精神病房。聽說，這里面住的全是“文瘋子”，沒有太大暴力傾向的那種“精神病患者”。我見到他時，孩子已經在里面呆了七天。因為和他家是世交的關系，他的父母請我去看看能否幫得上忙。
剛見到我，他不愿意和我說話，情緒消沉。這時，隔壁房走過來一個因打架被送進來的小青年和他寒暄。從他們的對話中，我發現他倆邏輯清晰，心智健全，一點精神問題都沒有。我小聲跟他說，我是來救你的，你要和我配合。他這才對我有了信任。
他雙手擠著自己的脖子告訴我，這里的醫生逼他吃藥，如果不吃，就幾個人掐住脖子灌下去。不聽話就要挨打，他已經支持不下去了，再不放他出去，到第九天的話，他就會崩潰了。我把他的想法告訴了他的父母，父母害怕出意外，終于答應帶他回家。
出來后，我帶他去理了發，他整個人煥然一新，一家人開開心心吃了頓團圓飯。幾年過去，聽他父母說，他這幾年完全變了個人，學了烹飪之后，現在自己在外面做餐飲師傅，生活過得蠻不錯。如果他繼續呆在精神病院，我不敢想象他和他的父母如今是怎樣的境況。
據報道，美國神經醫學學會正在為明年5月出版的新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進行調研，擬將網癮列為精神病中的“mental disorder”（精神錯亂）范疇。或許曾經發生在同性戀議題上的“被精神病”現象，以及同性戀“非病化”的醫學研究和社會抗爭即將出現在網癮問題上。
說到底，“精神病”以及“被精神病”，并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更多的是一個社會問題，及隱藏其中的權力控制問題。面對新生的社會現象、新的生活方式，當人們無法用常識進行理解和規訓時，社會中的文化邏輯習慣性地會采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將其貼上“精神病”的標簽，用強有力的精神病醫療體系進行管理。
如果我們對“被精神病”問題背后的這種文化慣性的暴力機制缺乏認識，缺少治理，終有一天，整個社會都可能變成精神病院，不需要什么診斷標準，人人都可能成為精神病患者，“世界精神衛生日”也將成為一件值得懷戀的擺設。
[ 責任編輯：黃艷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