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真兇”另有其人的劉成金，一直把兒子三歲照當成時間證據，小心保存

　　劉成金給楊士亮父親寫信，敘述他所知的“真兇情況”

　　承德農民劉成金出獄后的頭一件事，便是作證。他舉報21年前的兩起劫殺出租車司機案另有“真兇”。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連發(fā)兩起出租車司機被劫殺案件。大石廟鎮(zhèn)莊頭營村青年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朱彥強4人先后被認定為兇手。

　　此后，承德市中院四次作出死刑判決，河北高院三次發(fā)回重審，共提出23個疑點，并建議“如查證沒有新的進展，就留有余地的判處”。國內多位知名法學專家曾聯(lián)名呼吁，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應判無罪。

　　2004年，河北高院終審判決：陳國清、楊士亮、何國強三人死緩，朱彥強無期。這是一個看似留有余地的判決，但仍在服刑的4人從未停止喊冤。他們均稱遭警方刑訊逼供，且各有案發(fā)時不在場證明。多年來，4個家庭的申訴如泥牛入海。

　　2015年8月，“知情者”劉成金的“挺身而出”，讓家屬們又燃起一線希望。

　　日前，代理律師向最高法遞交申訴材料，包括劉成金的證言。接下來，他們能做的只有等待，期限長短待定。

　　四名被告人庭上翻供

　　劉成金的手機屏保是兒子三歲生日照，上面印著7月11日（注：實為陰歷生日，當天陽歷為8月17日）。他相信，照片上的出生日期可以側面印證自己的舉報。

　　在寫給司法機關的舉報信中，劉成金稱，1994年8月，其兒子出生10多天后，同村劉福全帶著兩個人到他家躲了一夜。再次見面，劉福全說當時想整點兒錢，便在大石廟附近搶劫了一輛出租車，在蘑菇頂山上躲了10來天，餓得不行。

　　大石廟出租車劫殺案案發(fā)時間被認定為8月16日晚。該案當時頗為轟動，因為就在7月30日，30多公里外的山神廟溝也有一位出租車司機被劫殺。《承德日報》當時報道，市公安局曾要求雙橋分局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偵破這兩起劫車殺人案。

　　當年11月，案發(fā)現場附近的莊頭營村青年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先后被收審，1996年2月，朱彥強作為同犯被逮捕。

　　在檢方起訴書中，陳國清、何國強被指控實施“7·30”案，殺死司機并搶劫BP機1個、現金三百余元；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朱彥強4人共同實施“8·16案”，搶劫BP機1個，現金四百余元。

　　1996年7月，該案一審開庭時，四名被告人均翻供，并稱之前遭警方刑訊逼供，并要求當庭驗傷。

　　最先被警方帶走的陳國清說，他被捆在椅子上，電話線綁在手指上、腳趾上、肛門里，被猛搖，還被電棍電擊頭部、生殖器，一度致尿血。實在受不住了，他便胡說一通。

　　曾與楊士亮被關同一監(jiān)室的豐寧縣村民王世林后來證明，在豐寧看守所時，楊士亮有次提審回來，額頭上脫皮、頭皮發(fā)青，“樣子像死人一樣”。楊士亮告訴他，警察詢問時用了“手搖電話”。楊士亮父親楊萬英稱，王世林出看守所后，曾拿自己身份證找到楊家，表示愿為楊士亮的遭遇作證。

　　歷任代理律師都注意到，四名被告人的口供確實充滿矛盾，后逐漸統(tǒng)一。卷宗內，陳國清至少向警方供述了7名“同伙”，作案人數，有時說兩人，有時三人，有時說四人。不過當地報紙回顧破案過程時曾透露，陳國清先后向警方供出了10多個人，警方逐一排查。

　　而被搶BP機的下落，陳國清、何國強、楊士亮先后有數十種說法，有說放自家立柜上的，有說放梳妝臺抽屜里的，但警方均未查獲。

　　承德中院分別于1996年8月14日、1997年8月12日、1998年10月13日、2000年10月8日月三次判處四人死刑，河北省高院三次發(fā)回重審，每次都附一份發(fā)還提綱。代理律師在查卷宗時，意外發(fā)現這三份提綱的存在。上面顯示，圍繞四人是否有作案時間、公安是否有刑訊逼供等，河北省高院三次共提出了23點疑問。

　　“如果故意讓被告人進行‘統(tǒng)一口供’，這樣取得供詞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在第三次發(fā)回承德中院重審時，河北高院曾在發(fā)還提綱中點明口供中存在的問題。

　　對刑訊逼供的指控，承德市雙橋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隊2000年9月出具證明，稱1980年已淘汰手搖電話，以此否認刑訊的存在。

　　據了解，高院三次發(fā)還重審后，承德市中院沒有全面更換合議庭成員，同一名審判員連續(xù)三次擔任本案審判長。這一點也被指有違程序。

　　四人作案時間“存疑”

　　四被告人家中的老人，年齡最小的65歲，最大的78歲。楊士亮的父親走路駝著背，陳國清的母親聽力受損，別人跟她講話時要扯著嗓子喊。21年來，這些父母從未放棄過兒子，堅信他們是無辜的。

　　他們的首要依據是四人沒有作案時間。陳國清在申訴狀中說，7月30日晚上，他在第二鍋爐廠里加班。而8月16日，他和同村陳國志等人撈魚并在陳國志家燉魚。

　　工廠考勤本上記載，陳國清1994年7月30日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記工員鄭啟超證明，該廠晚上加班要到9點。但陳國清此前向警方供述稱，下午5點多便跟何國強喝酒并商量去市里搶劫出租車。律師發(fā)現供詞明顯與考勤時間不符，但這一不在場證明當時沒有被法院認定。

　　另一被告人朱彥強，事發(fā)前后幾天見過他的人均認為，他當時不具備作案能力。8月13日，朱彥強打架被人用鐵棍打傷頭部，縫了好幾針，臥床在家養(yǎng)傷。

　　2015年12月24日，鄰居李鳳英回憶，8月18日同村朱金貴結婚，她在家門口看到朱彥強時臉是白蒼蒼的，走路搖搖晃晃。村民陳瑞記得，17日下午去到朱家借三輪車買電視機時，朱彥強還纏著紗布躺在床上。

　　8月16日當天上午，第二鍋爐廠的醫(yī)生楊玉環(huán)還到朱彥強家為其輸液。公安、檢察機關去調查時，曾把朱彥強的看病處方拿走。

　　河北省高院在發(fā)還提綱中兩次提到：輸液處方應該附卷。但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卷宗內至今沒有這一處方。

　　另外兩位嫌疑人，何國強稱7月30日幫人買西瓜，8月16日在朋友家打麻將；楊士亮也提出8月16日在家與朱彥國、朱世清等人打麻將。

　　朱世清稱，確實經常到楊士亮家打麻將，但警方第一次找他問話的時間是1996年10月而非案發(fā)后，由于時間太久遠，他已經記不清當天是否在一起。另一證人謝紅梅在2004年8月接受律師詢問時稱，案發(fā)當晚她丈夫朱彥國確實同楊士亮打麻將。但之前在警方作筆錄時，她一口否認丈夫當天在打麻將，還說楊士亮老婆教她作假證。謝紅梅后來解釋，是被公安嚇唬的才那么說的。

　　河北省高院也注意到了證人證言的反復。還在發(fā)還提綱中提出，“四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時間問題存疑”。但這些不在場證明最終未被法院認定。

　　“這兩起犯罪都沒有我，我心里最清楚。”何國強曾告訴前來會見的律師，當時家里正為他蓋婚房，他也不缺錢。

　　2009年10月30日，在答復被告人申訴時，河北高院認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無作案時間，經查不能確認。”

　　關鍵證據鑒定“早產”

　　在律師及法學專家看來，該案件也是疑點重重，極可能是一起冤案。申訴代理律師稱，當年定罪的關鍵物證只有刀子和煙頭，刀子與陳國清有關，煙頭則指向楊士亮作案。但從鑒定時間看，兩份鑒定書都是在尚未取樣的情況下出的結果，可靠性存疑。

　　承德市公安局1994年78號鑒定書記錄：“7·30案”次日，承德雙橋分局向承德市公安局送檢一把帶血跡的刀子，要求檢驗血型。經鑒定，刀上的血跡和被害人血型均為B型。但卷宗里顯示，公安機關11月2日又從陳國清家提取了一把帶鞘自制刀具。陳國清供述，兩起案件他均是用的這一把刀子。

　　陳國清辯護人張連山曾在一審庭上追問：一起案子（“7·30案”），怎么出現兩把刀子？到底哪把刀子才是兇器？

　　在終審判決書中，法院認定這兩把刀子實為同一把刀子。鑒定人以“寫錯了”來解釋鑒定時間的“早產”。

　　還有煙頭，這是“8·16案”的唯一物證。卷宗記載，煙頭當時是在出事出租車的后座腳踏板處發(fā)現的，但奇怪的是，公安當時并未按程序對煙頭拍照。而后的鑒定書記錄，這個煙頭是1994年8月23日送檢，經鑒定，被害人（出租車司機）血型為B，煙頭唾液的血型為A，陳國清、何國強均為O，楊士亮唾液血型為A。

　　但陳國清是10月30日被傳訊，11月3日被收審，何國強、楊士亮更晚。

　　辯護人當年在庭上提出疑問：煙頭提取時沒拍照、現場勘查時又無見證人，兩項程序違規(guī)，如何能證明送檢的煙頭即為案發(fā)現場那個煙頭？且8月23日嫌疑人還未被收審，鑒定又是如何做的？

　　對于鑒定時間的疑云，1996年7月25日，鑒定單位在原鑒定報告中補充稱，對楊士亮等人的唾液血型鑒定是在1995年2月8日進行的，并加蓋公章。但同刀子鑒定的說明一樣，“寫錯了”并不能說服被告人家屬及代理律師。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河北省高院當年發(fā)還提綱中，也曾追問：“上述兩個問題，公安機關雖有說明，但可靠程度如何？”

　　未受重視的“真兇”舉報

　　在陳國清等四家人為案件奔走時，劉成金的舉報一直未中斷過，但起先四家人并不知情。2015年8月出獄后，劉成金才見到四名被告人的家屬。

　　劉成金告訴北青報記者，1995年12月，他因盜竊被抓。為了立功，1996年4月他在看守所寫了第一份舉報材料，舉報飛機場包工頭王江被殺案、山神廟溝及大石廟出租車司機被劫殺案三起均為劉福全、王樹忠等三人所為（劉福全、王樹忠兩人后因飛機場殺人案等被判死刑，已執(zhí)行，同案張某某被判無期）。

　　時隔多年，提及陳年細節(jié)，劉成金記憶力驚人。他說，1994年8月劉福全、王樹忠等三人到他家躲避時，王樹忠褲腳有血跡，還讓給他找一把刷子。當時他妻子在隔壁屋坐月子，三人在西屋吃的飯。其間，劉福全口袋里有呼機的響聲。凌晨4時，劉成金領著三人盜竊了附近一家糧店后，把他們送走。劉成金看到他們在柵欄門后拿走一卷東西，是一個坐墊和一個靠背墊。

　　幾個月后，劉福全到劉成金家里打麻將時提了句：沒事了，聽說大石廟抓了幾個替罪羊。劉成金稱，還見過劉福全家的小孩拿著BP機當玩具。

　　第一次舉報后，劉成金記得雙橋公安分局某領導來提審時說過，后面兩起案件你別說了，我們已經破案了。劉成金事后得知，自己也并未因舉報飛機場殺人案而獲得立功。當時，他還不認識楊士亮等人。

　　1997年1月，劉成金恰巧同楊士亮關在同一監(jiān)室，眼見著楊士亮被夜審，然后被扶著回來。聽楊士亮說完自己“太冤了”的事情經過，劉成金告訴他，“我差不多能給你辦了。”楊士亮許諾重金謝他。

　　劉成金繼續(xù)舉報大石廟案另有“真兇”。1997年8月11日，承德市公安局作出書面說明，認為劉成金揭發(fā)材料純屬虛構事實，轉移偵查視線。

　　河北省高院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舉報。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在發(fā)還提綱中還在追問：劉成金的揭發(fā)是否屬實，與該案有無關系？

　　劉成金后來發(fā)現，他的揭發(fā)并未受到重視。2000年時他曾保外就醫(yī)，回家問過妻子及岳父，公安可曾來調查詢問劉福全借宿的事。聽說公安沒來調查，劉成金很生氣：“如果一開始重視我的舉報，別人就不用抓了。”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他仍堅信陳國清、楊士亮等四人并非“真兇”，并曾在2002年從監(jiān)獄寫信給楊士亮父親，陳述他所知道的情況。2005年，劉成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檢舉，2006年河北省高院法官曾到他服刑監(jiān)獄了解情況。

　　劉成金這一舉報線索被河北高院認為無確鑿證據支撐，不能成立。其理由只是所謂真兇另案被詢問時，均否認作案（劉福全、王樹忠、張某某因飛機場包工頭王江案被逮捕），目前仍在服刑的張某某被詢問時仍否認。

　　去年出獄至今，劉成金仍積極主動配合申訴律師調查取證。他說，如果哪天案件啟動再審，愿意公開出庭作證，不怕得罪別人。

　　錯案糾正缺乏制度保障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2001年，田文昌律師曾組織刑訴法學專家陳興良、陳瑞華、樊崇義等就該案進行論證。專家意見認為，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改判被告人無罪。專家們還指出，承德公檢法機關在辦理本案中存在明顯的嚴重的程序違法行為，使得本案的辦理過程嚴重違反了司法公正原則，也直接導致本案根本無法認定有罪。

　　卷宗顯示，案件諸多疑問并未得到合理解釋。盡管如此，2004年，河北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判決書中提到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承認“本案在某些證據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遺憾”，但認為“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

　　河北高院稱該案“情節(jié)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但“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節(jié)”，陳國清、楊士亮、何國強死緩，朱彥強無期徒刑。但何種“具體情節(jié)”導致“從輕”判處，判決書上沒說。

　　事實上，“疑罪從無”的原則在1997年的刑訴法中早已確立，其明確規(guī)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2009年，河北省高院駁回家屬申訴，認定申訴不成立的理由包括“沒確鑿證據證明搶劫中煙頭來源不合法、無確鑿證據證明有罪供述是刑訊逼供所得”等。

　　去年決定無償代理該案申訴的律師李金星、襲祥棟稱，他們已經向最高法遞交申訴材料，被告知將會向承德中院調卷了解案情。他們還向能聯(lián)系到的全國人大代表們寫信，尋求一切可能途徑的幫助。

　　李金星曾援助過福建陳夏影案、海南陳滿案等公眾廣為關注的“錯案”（陳滿案再審已開庭尚未宣判）。他深知，冤案在申訴環(huán)節(jié)會走得比較艱難，因為司法制度設計上缺乏積極有效的機制。

　　在此前召開的“省高級法院再審糾錯功能研討會”上，北大陳興良教授提醒，目前處在冤假錯案發(fā)現的高發(fā)期。這些冤假錯案大多發(fā)生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發(fā)展，被暴露和呈現在社會面前。但目前缺乏法律制度規(guī)范與保障，單純依靠有關部門自覺，是遠遠不夠的。他認為，應當建設起一套冤假錯案糾正的法律制度。

　　四名被告人的父母也在流逝的歲月中期待案件能出現轉機。1994年案發(fā)時，陳國清孩子兩歲、楊士亮孩子1歲，何國強正在相親，朱彥強也未成家。

　　案情多年沒有進展，陳國清、楊士亮先后離婚。四人的申訴全靠家里老人在跑。何國強母親記得，為了省錢，他們沒少吃苦，住過橋洞，也曾在石家莊一處窩棚子里挨過一個冬天，長了一身虱子。

　　如今他們跑不動了，更多時候是寄信、打電話。2015年，該案納入民間洗冤項目“拯救無辜者”，由律師代理申訴，老人們輕松了一些。他們把多年積累的所有材料一股腦兒搬到律所，“不能不清不白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