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師向男學生求婚”，如果性別對調呢

　　6月19日晚上6時30分許，湖南文理學院一女老師身穿婚紗向一男生高調、大膽求婚，現場聚集了很多學生。隨后文理學院的同學證實了這件事，說兩人之前就認識，為了這次求婚準備了很長時間。從網上流傳的圖片，可以看到女老師求婚成功后，兩人忘情擁吻(6月21日《新文化報》)。

　　世間的事情，就是這么悖謬：比如，女教師求婚男學生，滿屏收獲的都是“愛與感動”，又是“突破世俗”又是“勇氣可嘉”；但如果性別逆轉，假設是男教師西裝革履來向女生求婚，哪怕一樣“抱得佳人歸”，不被輿論噴罵死才怪，小則說你“性騷擾”，大則斥為“踩紅線”。因為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并首次針對高校教師，劃出被稱為“紅七條”的師德禁行行為。其中重要的一條是，“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者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

　　“師生戀”與“性騷擾”當然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的界限有時并不那么明確。美國的哈佛大學也好，中國的武漢科技大學也罷，以校規形式嚴禁師生戀的不在少數。盡管不少人對“女教師求婚”秉持了善意的祝福，但，如果天下的單身男教師，都有權利與自由向自己的女學生求婚，恐怕輿論場未必會如此“開放而多元”。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師生之間，因為打分、推薦等權力配置，彼此身份是不對等的。如果師生戀是不被禁止的，道德禁忌的潔癖不談，起碼容易帶來兩個問題：一是職業權力容易濫用，二是學生之間可能出現“不正當競爭”。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6月，廈門大學學生“汀洋”在微博上發布了《考古女學生防“獸”必讀》，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廈門大學考古系博導吳春明涉嫌誘奸女學生一事引發軒然大波。近年來，在零星的公共事件上，教授與學生之間的曖昧與戀情，幾乎都在被曝光的情節中摻雜著不純的動機、利欲的糾結。比如今年5月份，媒體爆“云南一副教授與女生關系曖昧，涉嫌泄考題私改成績”。基于起碼的規則與情感的考量，師生戀要想在信息不對稱的校園關系中保持理性與純粹，幾乎是個人道德難以完成的任務。

　　公眾對“女教師求婚男學生”的寬宥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另一種性別歧視罷了：既沒有把女教師放在“教師”的職業身份上考量，更兼著“女人難得主動”的花邊沖淡了對事件性質的審思。結果呢，就是對兩人身處的高校校園視而不見、對事件的示范效應視而不見、對底線的規則意識視而不見。在不少人眼里：這就是“女追男”的美好戲碼，沒有身份，忽略背景，像摳像藝術里的兩個璧人。可問題是，呼啦啦刷屏的“女教師求婚”，哪里是關起門來的私人事件呢？

　　如果公共理性還在，請把“女教師求婚”事件，還原成“教師校園內向學生求婚”來斷對錯、論是非吧。（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