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勞佳迪 | 上海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26期)

　　這幾天，“野人”楊欣從姜古迪如冰川(編者注：位于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側，長江正源沱沱河發源于此)踏雪歸來，胡子已經可以用作羊毛圍巾了。從2005年開始，以身體丈量長江源的生態面貌，幾乎成了這位民間環保界傳奇人物的日常。

　　楊欣是中國第一個民間自然保護站的建立者，當年在他建議搶救藏羚羊之前，這些高原精靈一度被獵殺得只剩下10頭。他現在掌舵的四川省綠色江河環保促進會(下稱“綠色江河”)是經四川省環保局批準，在四川省民政廳正式注冊的中國民間環保社團。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曾多次對話楊欣，不論是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抑或是緊緊挨著青藏公路的唐古拉山鎮，還是成都的辦公室里，他都直言資金缺口帶來的公益困境。

　　對于沒有公募權又不接受冠名贊助的綠色江河來說，除去從地方基金會獲得募款，過去公益支出有一部分還要依靠楊欣一本一本義賣自己的著作。不過，去年發起網絡眾籌項目在一個月內籌得14萬元，讓他意識到“互聯網+公益”可能釋放出新的公益量能。

　　據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翟紅新對《中國經濟周刊》披露，去年網絡公益籌資額達到了5.4億元，超過2014年之前5年總和的5倍之多。

　　另一方面，當善款紛至沓來，其真實用途的透明程度也考驗著“互聯網+”模式下整個公益生態圈的凈化功能。

　　互聯網讓草根NGO能分享公募權

　　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國內最稀缺的公益資源其實并不是善款本身，而是公募資質。根據現行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非公募基金會不能面向不特定公眾籌款，意味著公募權長期被官辦基金會和慈善會壟斷，如何獲得長效的資金支持一直是NGO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騰訊公益平臺上，草根NGO組織也不可以直接上線項目，要先發布到后臺，由公募基金會甄選出優質項目來合作，再由我們審核發布，最終募集的善款必須先進入公募的對應賬戶，但互聯網已經為分享公募權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翟紅新在6月16日召開的首屆互聯網公益峰會上對記者解釋。

　　事實上，真正優質的公益項目并不缺少認領者。專注于關愛抗戰老兵領域的龍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孫春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去年募資總額達到了4950萬元，在騰訊平臺上線后，網絡善款超過了1000萬元，延續了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長期合作。

　　太陽村兒童教育咨詢中心創辦人張淑琴去年在幾周內就通過平臺項目認領籌得400多萬元善款。春暉博愛兒童救助公益基金會首席執行官薛一心透露，去年11月才上線的項目在5天內就籌到了168萬元，“這改變了我們全年的籌資策略，今年希望25%的善款來自互聯網。”

　　楊欣也對記者表示，綠色江河在騰訊平臺上的項目雖未上線，但目前已和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達成了意向，進入到項目文案修改的環節。

　　數據來源：民政部所屬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編輯制表：《中國經濟周刊》采制中心

　　本身規模體量占絕對優勢的公募基金會更是這場互聯網公益盛宴的受益者。壹基金不僅在2009年前后曾與馬云會談，更直接參與了騰訊互聯網公益平臺的研發。“2011年，壹基金的公眾捐贈占到全部捐贈金額的50%左右，2014年壹基金公眾捐贈首次達到全部籌款額的72%，2015年公眾捐贈占比也超過7成。近兩年來，每年都有上億人次通過互聯網向壹基金捐款。”壹基金秘書長李勁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秘書長王林也對記者分享了一組數據：2015年兒慈會總籌款近2億元，80%是個人籌款，其中有62%來自互聯網，3年前這個數據僅為8%。

　　“去年善款總額達到了3800萬元，而互聯網善款就達到了1293萬元，這相當于往年募捐總金額數。”2013年才拿到公募執照的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劉正琛完整經歷了互聯網公益的發展過程，“5年前我們就做淘寶店，2012年嘗試新浪微公益，那時網絡公益比較小眾，每年募捐額也就一兩百萬元，2014年接觸騰訊平臺，這一年只籌到14萬元。”

　　因為當時籌款結構還依賴于幾家大企業，一家煤炭龍頭少捐了兩三千萬元，直接造成基金會2014年善款下降25%，這種窘境在互聯網公益時代被真正打破。

　　公募不滿足做“錢盒子”

　　不過，多位受訪人士也對《中國經濟周刊》坦言，公募暫時變身民間NGO組織的“錢盒子”，并不是互聯網+公益的終極模式，而是公募權沒有完全放開背景下的一種過渡。南都公益基金會發起人周慶治形象地對記者描繪了正被突圍的公益格局：“中國公益一開始就是第一部門(政府)覆蓋，第二部門(企業)發育，第三部門(民間)才有七八年歷史，公權力是‘象腿’，企業是‘牛腿’，NGO只是‘雞腿’，還無法三足鼎立，如今的‘互聯網+’模式是將公益從很小眾的圈層帶了出來，第三部門的孵化和成長將得到空間。”

　　因為在互聯網領域起步較早，李勁已經在思考未來公募怎樣真正加深與民間NGO的合作，而不僅僅是作為過賬的“錢盒子”，“在騰訊平臺上，我們還沒有認領過項目，都是以自己設計的產品為圓心，分給不同的NGO伙伴去執行，未來公募、非公募界限肯定會完全碎裂，所以年初我們就開始思考聯合公益的形式。”

　　據李勁對記者解釋，聯合公益將圍繞一些大議題鼓勵當地NGO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壹基金擔當的是出資支持地方樞紐機構的職責，由此形成一個全國網絡，“目前我們正在計劃采用聯合公益的形式，與其他公益組織合力探索解決鄉村兒童發展的方法。”他還透露，區域性的協調組織一般是在專業領域富有經驗和影響力的公益組織，規模較大、具備較完善的組織架構。

　　在劉正琛眼中，除了上述這種資助型機構和執行型機構合作的形式外，公募與草根組織的結合還可以有許多維度。“包括不同行業的合作，例如抗戰老兵和少數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可以合作，白血病救助和公益順風車之間可以合作；還有同行業的合作，比如愛心衣櫥和免費午餐之間可以共享鄉村兒童的信息，白血病救助的公益組織可以共享患者的信息等。”

　　在他看來，美國的職業籌資人協會就有可借鑒之處。“每個公益組織都有籌款部門、項目部門、人力資源部門、傳播部門等，如果自己組織培訓會花費很高成本，不同公益組織在細分領域中能有專業合作就更好，比如美國的這個協會就是大家一起來討論籌資的方法。”

　　互聯網是否讓善款去向更難追蹤？

　　誰也無法否認，去年井噴后的互聯網+公益很大程度讓原本頗受掣肘的資金支持得以松綁。早在2014年國內善款總額就已超1000億元人民幣，雖然遠遠落后于美國3000億美元的數字，但美國僅有14%大眾捐款來自移動端，中國個人捐助中的移動端用戶高達84%～85%，已經凸顯出中國式互聯網公益的結構特征。

　　曾轟動一時的“郭美美事件”雖時隔數年，仍令公眾心有余悸，如今隔著屏幕，更引發不少捐助者叩問：如何確保每個項目的真實性？善款去向是否更加難以追蹤？是否會有賬目不清的機構魚目混珠？

　　對此，翟紅新認為，可以信任互聯網的自我凈化功能，“這使公益項目形成了7×24小時全天候被觀看的環境，是可以產生優勝劣汰的，互聯網讓信息傳遞的成本變得很低，公益信息傳遞者和受助者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一些救助案例的參與者就能讓信息生產變得更透明，比如一場醫療救助中，手術醫生就擔當著信息真實性的背書，而朋友間傳遞信息其實更容易信任，騰訊平臺還提供了一個‘我要反饋’的服務接口，實名和真情實感的反饋也是有助于項目透明的。”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互聯網提供了與捐助者直接對話的可能性，這本身也是有助于透明度建設和信任培育的，“今年5月，基金會為了幫扶雅安果農發展，通過移動互聯網為他們預售1000多份車厘子，卻因為一場意料外的大冰雹造成絕收，本來我們擔心一旦公布實情，公眾會不接受，煞費苦心經營的微信公眾號粉絲會急速減少，但是我們公布了果農受災的消息及退款賬號，及時真誠與用戶溝通，沒想到不少用戶紛紛表示不用退款，選擇將錢轉捐給受災農民，公布當晚粉絲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300個。”

　　“透明是贏得信任的手段和途徑，而不是目標，公益組織追求的最終目標是項目執行的成效，透明是底線，只是因為現階段透明方面做得還不夠好，所以公眾比較關注，未來希望透明不再是一個問題，公眾不再談論透明，只談效用。”劉文奎如是說。

　　李勁還指出，互聯網公益現有的信息披露模式主要是公益組織通過互聯網平臺向捐贈人匯報，他認為這其中還存在可以優化的空間，“目前公益組織通過互聯網平臺獲得的捐贈人信息并不完整，只能通過互聯網平臺向捐贈人反饋信息，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自己的捐贈人管理系統，通過與捐贈人的直接匯報和互動，更好地問責并維護捐贈人，實現服務的及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