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8月21日報道 美媒稱，美籍華人rene Han（韓琳）即將升入加州圣荷塞的林布魯克高中四年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8月9日刊登其撰寫的《美籍華人為何不太支持孩子學文科？》一文，文章針對華人父母“重理輕文”的現象作了深刻解讀。以下為文章摘編：

　　作為一名出生在硅谷的華人，我總感到自己似乎應該學習理科，我家位于蘋果和谷歌的大本營，父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為就讀工程專業研究生而移民美國，我從小在一個重視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被統稱為STEM）的環境中長大，因此一直著重學習數理科目，周圍的許多華人同學希望像他們的父母一樣成為工程師，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以后會在這個領域工作。但在內心深處，人文和藝術才是我的摯愛。我從六歲起就在本地的藝術工作室上課，對創意性寫作抱有極大的熱情。在伴隨我長大的理科環境和真正熱愛的科目之間，我搖擺不定。在身邊的華裔同齡人和親戚的口中，甚至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地重復著：理解莎士比亞有那么重要嗎？學習人文學科有什么用？在我看來，這些問題聽上去有道理，實際上卻帶有些誤導。

　　這當然不是僅存在于美籍華人身上的問題，當今的美國學生和整個社會似乎越來越忽視人文學科的益處。美國文理科學院一個名為“人文指標”的項目報告顯示，2014年在本科修完核心人文專業的人數創1984年以來的新低，這個趨勢讓美國高等教育界在過去幾年憂心忡忡。

　　但想到我們的文明和歷史，這個問題就有點奇怪。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一貫重視教育。傳統中國文化重視培養擅長琴棋書畫的人才，而當今的中國海外移民已經偏離了這種傳統。許多中國移民學習了數理化，于是他們也理所當然地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STEM科目。根據負責為美國大學招生設計考試的大學理事會的調查，從1996年至2001年，有47%的亞太裔學生主修STEM科目，這個比例是白人、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學生的兩倍還高。

　　今年早些時候，我的英文課布置閱讀《哈潑斯雜志》上一篇由馬克·斯羅卡撰寫的名為《去人性化》的文章。斯羅卡指出，美國“對藝術和人文扮演的重要公民職能地削弱……正將國民塑造成雇員，而非公民”。

　　這一切讓我不禁疑惑：華人既然如此重視教育在職場中的作用，為什么有那么多華裔父母會忽視歷史、藝術和文學的重要性？他們難道不懂得這些科目可以教給年輕人價值觀與道德準則，得以讓他們在社會中承擔責任，做出智慧的選擇，學會批判性思考，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嗎？

　　在舊金山灣區長大過程中，我發現華裔家長雖然常常鼓勵孩子把學習藝術當作愛好，但除非孩子真正在鋼琴或戲劇方面有所成就，許多人仍然認為人文學科沒有實際用途，找工作前景暗淡，工資微薄。我的一位華人同學就無法說服她的父母讓她參加藝術夏令營，他們希望她考慮理科項目，認為這樣更加實際。還有一位華人朋友希望成為設計師，她在過去的一年中試圖說服父母讓她選擇和藝術相關的職業。在最近的一件藝術作品中，她試圖表現華裔家長認為藝術行業徒勞無用、只能用來掙零花錢的偏見——她用硬紙板做了一個二胡的模型，并在上面貼滿了一元鈔票。

　　在課堂上，我注意到了中美文化的一些差異，比如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恭敬地遵從老師的指導。

　　我認為，人文學科可以幫助培養批判性思維，而這種能力對于學習任何科目都至關重要。通過讓學生們學會獨立思考，人文學科教會他們如何面臨職場中的轉折。威斯利安大學校長邁克爾·羅斯將通識教育的這種功能解釋為對整個人的培養，而非僅僅教會一個人工作所需的技能。《高等教育紀事報》曾刊登羅斯在2009年一篇紀念威斯利安大學人文中心的演講，他在這篇名為《超越批判性思維》的演講中提到：“人文科目會給予你的內心和腦海必要的元素，讓你今后幾十年在完成創造性和集中性工作時都受益無窮。”創造性思維可以應用于包括STEM在內的任何領域，對人的一生都至關重要。Paypal的CEO彼得·泰爾、時代華納的前CEO杰拉德·萊文和Flickr的前創始人之一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的經歷都證明了這一點，《商業內幕》雜志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將包括他們在內的一組人命名為“九位學哲學出身的著名總裁”。

　　我自身的成長和成熟也來自于文科的學習。我的文學老師曾說過，人們直到在家門口看到磨難才學會同情。作為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學生，尤其身處于像硅谷這樣一個富裕的象牙塔環境中，我從未目睹過饑餓、戰亂以及內亂，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些人間苦難，我便將人文學科當作一扇窗戶，來透視我在現實中無法擁有也不想擁有的經歷。

　　高中二年級時，我為了自己的學術前途向一家大學咨詢公司的華裔顧問尋求意見，他居然告訴我：如果你的數理化不差，為什么要學文科呢？

　　我是這樣認為的：文科是培養有認知的公民必不可少的科目，它教會人們通過間接經歷學會體會他人的情感，它培養的批判性思維在所有行業中都可以應用。只有通過接受領會人文學科所提供的一切，社會和個人才能真正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