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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選擇與尼克松同日抵達北京

　　美國總統布什將于2月21日到22日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布什選擇2月21日抵達北京具有深刻含義。美國外交界人士指出，1972年2月21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當天，毛澤東主席與他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晤，這標志著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進入了新紀元。整整30年后，現任美國總統布什二度訪問中國。兩位共和黨總統相距30年在同一天抵達北京，觀察家指出，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經過悉心部署的。

　　觀察家還注意到，布什訪華的時間和頻率與他的前任克林頓大不相同。布什半年之內兩次訪華，而克林頓是在出任總統第六年后才首度訪華。去年10月，布什赴上海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見到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第一句話便說：“如果APEC在別的國家舉行，我就不去了。因為是在上海，又是你們第一次舉行這樣重要的會議，我是一定要來的。”

　　布什這次訪問北京也是他時隔26年后故地重游。1976年，老布什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時，布什曾來北京探望父母。

　　1月17日，布什總統宣布取消一項針對中國有關“炸彈封存和拆除裝置”的制裁，這樣美國就可以向上海消防局出口這一拆彈裝備。白宮發言人麥克馬說，布什取消的是1989年其父老布什總統對中國實施的制裁。麥克馬表示，這種設備可以幫助上海消防局的拆彈組更好地應對恐怖主義威脅。

　　目前，中美雙方正緊鑼密鼓地為布什訪華做準備。據報道，白宮的一支先遣隊將于1月21日抵達北京，以具體落實布什訪華的行程。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同時宣布，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帕波維茲將于本周在北京與中方官員舉行會談。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蘭普頓教授指出，布什總統下月訪問中國有利于兩國發展更加積極的關系。他說：“如果我知道我們的領導人與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親身的、較深刻的接觸經驗，我會覺得比較自在。”蘭普頓教授認為，理想的情況是中美兩國領袖能夠安排定期高層接觸，使這種會晤制度化。美國領袖應該設法找到與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相同的語言。

　　美外交界重量級人物提議中美簽署“第四公報”

　　“9·11”以來，特別是布什宣布訪華前后，美國政府的智囊人物紛紛為增進中美關系獻計獻策。剛過新年，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對華關系的定位時刻》的重要文章，縱論中美關系，其觀點和主張引起廣泛注意。霍爾布魯克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風云人物，善于通過外交斡旋和談判來處理國際糾紛。早在1977年，他就被卡特總統任命為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并負責1978年美中關系正常化談判的工作。1995年，他主導了關于波黑問題的和平談判，最終達成的《代頓和平協議》使他名聲大噪，他也因此連續5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少人認為，如果2000年戈爾當選美國總統，霍爾布魯克可能就任國務卿。他現在是美中協會和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理事。

　　霍爾布魯克在此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美中關系將是下一個歷史時期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其重要性相當于20世紀后半葉在大部分時間內主導世界事務的美蘇關系。處理好美中關系對我們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霍爾布魯克的文章把中美關系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第一階段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1971年7月開拓性的北京之行開始，到1989年中美關系惡化為止。在這18年間，雙方的關系主要以對蘇聯威脅的共同關注為基礎，取得了穩步的發展，其間還度過了1981年—1982年里根政府提升與臺灣關系的困難時期。美中關系的第二階段從1989年開始，延續至2001年9月11日。在這一階段，冷戰結束，美中關系則越來越坎坷不平，兩國“戰略趨同的時代讓位于在貿易、民主、人權、臺灣、西藏及宗教自由等問題上摩擦日益激烈的時期”。“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后，中美關系進入了迅速向前發展的第三階段。

　　霍氏文章說，中美之間現有的三個聯合公報，是規范兩國關系的基本框架。

　　這三個公報是：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訪華期間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簡稱“上海公報”；1979年1月1日兩國宣布建交時發表的《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雙方就美國對臺軍售問題簽署的《聯合公報》，簡稱“八一七公報”。霍氏指出，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因此現在就應該著手談判和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此使雙邊關系得到更新。他認為，上述三個公報自簽署以來，至今已經過去了幾十年。在這段時間里，中國和世界局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包括冷戰結束、香港回歸中國、中國加入WTO等。這些事件已經造成了新的形勢，而上述三個公報并未能充分預見。因此，為了在新現實主義基礎上處理新問題，對美中雙邊關系進行重新定位，“現在該是華盛頓和北京談判達成第四份公報的時候了”。

　　為了進一步論證美中簽署“第四公報”的必要性，霍爾布魯克在文中著重強調了兩個看法：一、北京和華盛頓的戰略利益再次出現了交匯點。他認為，如同蘇聯曾經是中美兩國的戰略對手一樣，恐怖主義現在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威脅。二、簽署“第四公報”有利于臺灣海峽局勢，能夠幫助臺灣與中國大陸展開建設性對話。

　　中美簽署“第四公報”的提法，并非霍氏首創。在克林頓1998年訪華前后，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就曾提出這一設想。雖然這一設想并不一定具有現實意義，布什政府也不一定會采納，但實際上，這些主張代表著一種聲音，意味著中美關系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也表明美國一些有遠見的外交家一直在想方設法把美中關系推到更高的層次。

　　友好之外有雜音

　　布什訪華對美中兩國來說是個好消息，而自“9·11”事件以來，兩國關系也取得了進一步發展。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擔任助理國防部長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說，中美關系在9月11日后正在進入一個合作的新紀元。作為美中合作的一個標志，約瑟夫·奈正式宣布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培訓中國政府官員的五年計劃，培訓的內容是公共政策和管理策略。這個項目由哈佛大學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運作，每年將在哈佛大學和清華大學培訓60名中國省部和司局級官員。

　　不過，同以往一樣，中美發展關系的道路總是磕磕絆絆，大合奏里面夾雜著一些不和諧音。美軍太平洋部隊總司令布萊爾上將最近就發表了一通“中國威脅論”。布萊爾說，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發展軍事力量是為了自衛，“只有中國和朝鮮例外，中國借助導彈和軍事現代化威脅臺灣，并維持可以發動攻勢的軍力”。針對布萊爾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1月16日嚴正指出，鼓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徒勞的。孫玉璽表示，中國是促進亞太地區以及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堅定力量，這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希望美國方面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臺灣問題，以利中美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