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日關系因釣魚島主權之爭降至冰點。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言行是造成這一問題持續升溫的直接原因，但美國口頭中立和行動偏袒日方的態度也或明或暗起著一定的作用。從更深層次看，日美兩國之間越來越深的同盟關系，以及美國實行的重返亞太戰略都與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歷史與現實中的“鐵桿”盟友

　　日美同盟源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列島位于亞洲大陸東岸外的太平洋上，在西方學者眼中，日本扼守著東北亞陸權國家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是抵御陸權國家東擴的橋頭堡。

　　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日本九州島、琉球群島是第一島鏈的組成部分，其北海道、本州島、小笠原群島又是第二島鏈的組成部分。因此，作為西太平洋地區舉足輕重的一顆“棋子”，日本天然地成為西太平洋地區陸權與海權國家對抗的焦點。

　　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因“脫亞入歐”戰略取向所形成的侵略本性，造成了其與亞洲鄰國地緣政治關系的長期緊張，也使日本傾向于同域外的強國結盟。日本從近代開始先后締結了日英同盟、日俄協約和德意日三國同盟。三次結盟的共同特點是都與歐美強國結盟，而與亞洲國家為敵。

　　東亞地緣政治環境、日本地緣戰略取向、日本國力的結構性缺陷和日本文化的親歐美傾向等多種因素，使日本成為亞洲最具對外結盟“偏好”的國家。而從二戰結束后保持至今的日美同盟，也是這種政治傳統的延續。

　　日本對美戰略地位重要性的體現始于冷戰，尤其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凸現出了日本對美全球戰略在亞太地區的支撐作用。日本則是出于重建的需要確定了自己“親美”的戰略取向。1951年，美日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日美同盟的序幕就此拉開。美國不但承擔了日本的安全與防務，更是將其作為在亞洲地區對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一翼。

　　1960年1月19日，美日重新簽訂了《日美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日本地位被抬升至“同盟”，開始分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務責任，兩國正式聯手對抗蘇聯。日本此時對自身的定位也逐漸明晰，由最初的被動依靠美國逐步向主動投靠美國轉變，甚至提出充當西太平洋的“反共防波堤”。上世紀80年代初進一步提出成為防止蘇聯向西太平洋擴張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蘇聯解體后，日美同盟關系一度進入“漂流”狀態。但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面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兩國又一次找到了新的共同目標——遏制中國。1996年4月17日，美日簽訂《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明確日美同盟的新作用是共同保衛日本和應付日本周邊事態。

　　從日美同盟形成的歷史可以看出，這種同盟是建立在穩固的雙向需求基礎上，兩國屬于相互利用的共同體。而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中，這種需求就更為強烈了。

　　從全球戰略環境來看，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削弱了美國對歐洲事務的主導權和控制權，迫使美國將戰略重心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2011年，美國開始高調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其主導亞太、應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日本正是這一重心轉移最佳的落腳點，美國需要日本助其順利完成新的戰略部署。

　　同時，日本面對的現實環境也需要穩固的日美同盟作其強大的后盾。除了與中國的釣魚島主權之爭，日本當前還面臨著日俄北方四島、日韓獨島等諸多主權爭端。僅憑一己之力，日本難以應對。正是有了美國這個“靠山”，日本才能以“自衛”為名不斷擴軍增容，在近年的島嶼問題處理上態度也日趨強硬。

　　曾在今年4月至7月擔任日本防衛大臣助理的日本帝京大學教授，也是自民黨國家戰略本部成員的志方俊之在其撰寫的《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一文中對日美同盟的地位和方式有著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應以日美安全保障為基石，日本應發展以美日防務合作為前提的自衛力量，追求美軍為矛、自衛隊為盾的責任分擔，認清駐日美軍起著維護亞太地區穩定與繁榮的作用，支援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前沿部署。”

　　長期以來，駐日美軍雖然因個別官兵軍紀敗壞在日本民眾心目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并招致日本民眾強烈反對，甚至連日本地方政府也時不時在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和建設問題上表達強硬態度。但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話題的炒作更多屬于日本民族情緒的宣泄和釋放，一旦觸及日美同盟的根本利益，這些就都不是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