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球網報道 記者 初曉慧】今年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混戰(zhàn)，不僅是當事國美國，還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冷戰(zhàn)結束后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今后能否繼續(xù)保持全球的主導地位？向多極化發(fā)展的世界是否會誕生新的秩序？日本經濟新聞采訪了美國外交界的權威、曾在尼克松和福特兩屆政府擔任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不可能出現“孤立主義”

　　有聲音認為，美國下一屆總統(tǒng)、共和黨的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的主張，給全世界留下了美國正逐漸被“新的孤立主義”毒害的印象。基辛格表示，所有的國家都必須在了解本國的利益之上再論述外交政策。必須先掌握能安全而且合理地做出決策的范圍有多大，然后才能開始(制定外交方案)。因此，美國不可能有“新孤立主義”的選項。這只不過是在不了解外交政策的人之間流傳的一種幻想。

　　假如某個國家與我們締結了同盟關系。那既不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他們的請求，也不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我們的請求。而只是雙邊利益的體現。

　　對于“通過此次的總統(tǒng)大選，很多國家都對美國的未來方向和意圖感到不安”，基辛格回答稱，(關于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在于兩派的過激人士得到了眾多支持的選舉制度。這是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有很多人對現狀不滿的體現。這對秉持著(美國外交的)穩(wěn)定性、智慧和靈活性來應對(世界難題的)能力而言，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把心中的幻想全部付諸于現實。

　　那么，21世紀美國能否繼續(xù)基于“自由的國際主義”引領世界？

　　基辛格表示有著這種(自由國際主義的)傳統(tǒng)并且已經確立了的國家今后也應該繼續(xù)追求這一點。因為這也非常符合他們，他們自身的行動模式也通過國際主義形成。雖然不應該通過武力方式將這種想法強加于其他國家，但這是美國的志向，對這種價值觀(民主主義、言論自由、尊重人權)感到愉快。

　　不過，發(fā)動軍事行動時，應該考慮戰(zhàn)略的必然性，不能是為了體現國內產生的(對國際主義的信奉等)感情。

　　在備受關注的中美關系問題上，美國要如何管理與中國的關系？基辛格稱，人們必須思考近代主要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能帶來什么。如今，技術的力量無比巨大，不可估量。因此，大國之間的一次戰(zhàn)爭就會釀成大災難。這個事實是(21世紀的)新要素。因為以前戰(zhàn)爭一直被視為(國際社會難題的)解決對策之一。也就是說從否定“美中戰(zhàn)爭”的可能性開始管理。他表示，美中兩國的領導者應該都充分認識到一個現實，就是無論相互之間存在什么問題，兩國之間都不應該發(fā)生戰(zhàn)爭，不僅是為了兩國人民，也是為了全人類。但美中兩國的文化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如何實現這一點可以說是最難的課題。這中間既存在競爭的要素，也存在共存這一重要的要素。必須把這兩種要素都牢記在心。

　　基辛格說道，美中兩國的領導者在“戰(zhàn)爭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一點上必須達成共識。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結果會非常糟糕。

　　對中和對俄關系要自問

　　對于除了美國和中國外美國與俄羅斯等大國的關系今后會如何發(fā)展，基辛格認為，全球目前正處于巨大的變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的世界正要結束，很多國家的關系需要重新進行定義。一定程度上受國內局勢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相互之間如何看待對方。應該在某個時間(與各個國家)討論這一點。

　　二戰(zhàn)結束時，美國處于一種特殊的位置。這種狀態(tài)雖然沒有永遠持續(xù)下去，但在一段時間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國際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的決策。無論什么問題，都利用手中的資產解決了。

　　但現在有幾個問題沒能做出妥善處理。而且，連在資產方面擁有獨一無二優(yōu)勢的安全網都倒退了。盡管我們仍然擁有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實力。

　　基辛格還表示，美國對于世界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一方面，必須了解其他地區(qū)的國家，對于他們的決策也必須尊重。換句話說，美國不能決定他們的意思。對美國來說，這可以說是新的經驗。

　　美國的新政權今后究竟應該致力于什么樣的國際戰(zhàn)略？基辛格一直強調合眾國應該學習“大戰(zhàn)略”的活用法。他還談道，截至目前，美國把精力都用在了解決單獨的案件上。也就是說，沒有意識到多國相互結合這種長期戰(zhàn)略的必要性。對美國來說，這仍然是還沒有答案的課題。

　　美國的新政權首先必須要做的是(關于今后的美俄和美中關系)進行自問。問自己的問題是“他們想達成什么目的”、“他們想妨礙什么”，以及“對象是誰”？還有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誰讓我們感到擔心”。

　　在基辛格最近的著作中，作為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之際的想法，提倡17世紀歐洲締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的21世紀版本。基辛格回應，(為了終結30年的戰(zhàn)爭，德國與法國和瑞典之間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在400年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長期持續(xù)的宗教戰(zhàn)爭導致眾多人員傷亡，當時的領導人們決定將宗教問題與政治問題剝離開來。

　　結果，通過手續(xù)構筑了各國能夠參加的國際系統(tǒng)。一個國家的意見不一定要所有國家同意。當然出現什么行動的話，將依照國際法處理。我認為這些原則對于任何國際系統(tǒng)都有益。

　　基辛格認為對于中國和俄羅斯的存在感出現增強的21世紀的國際系統(tǒng)來說也一樣。關于什么將成為規(guī)則必須獲得各國同意，這里的規(guī)則或許是指“單純的邊境”可以變化的想法。另外，必須通過各國間的談判來修改規(guī)則。

　　《日本經濟新聞》認為，從戰(zhàn)后歐洲的復興來看，經常成為問題的是“難道不是所有的國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嗎？”。之后，《赫爾辛基宣言》指出規(guī)則可以通過達成的共識來改變，這是重要一步。因此，眾多規(guī)則統(tǒng)治著各國間的關系這一概念至今仍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