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世界(尤其是歐美地區)意識形態,似被整體向右的霧霾所彌漫。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排外主義、保護主義、保守主義、極端主義等右的意識形態語匯,鋪天蓋地般傾倒在各種媒體上,成為人們告別2016年時印象最深的記憶之一。 　　

　　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性轉右之后的又一次右轉。不同的是,上次轉于蘇東劇變,這次轉于西方資本主義病灶惡化。　

　　人類需求從低等級向高等級遞進　　

　　國際上有一種理論叫人類需求層次論,是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1943年提出的。盡管這個理論不乏爭議,但主流看法認為其符合人類需求的一般規律。　　

　　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或曰等級,最低的第一等級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中除了空氣、水外主要就是食物等。食物等是需要物質為保證的,故我們把它化用為經濟的富足與否。生理需求滿足之后的第二等級需求是安全。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健康保障、工作職位保障、財產所有性、資源所有性等。第三至第五層次的情感、尊嚴、理念、抱負等,是高級需求,基于經濟、安全問題之上。經濟不力、安全不保的情況下,高級需求難免退縮。　　

　　這個近乎工具性的理論,可以讓我們看到,“世界向右”(尤其是歐美地區)的肯綮,是資本主義病灶惡化,導致最底層的經濟、安全兩大“基座”有恙,其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社會交往(國際關系)等,才本能地趨向保守。　　

　　首先,自2007-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形勢雖然在逐步好轉,但其向上攀升的勢頭日益疲弱,且表現得參差不齊,以至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來形容本輪經濟復蘇。由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長動能尚未確立,2016年全世界多數國家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整個經濟繼續低速運行,維持著“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高負債”的“三低一高”態勢。問題還不僅僅是經濟的乏力,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2016年達沃斯論壇前夕,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發表報告稱:全世界最富裕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數量,超過了其余人的財富之和。這份題為《1%的人的經濟》說:“失控的不平等現象導致62個人擁有的財富,與全世界最窮的一半人擁有的財富一樣多。而5年前,這個數字還是388人。”樂施會總干事溫妮·比亞尼馬說:“全世界最窮的一半人擁有的財富,不超過一輛公交車就能坐下的幾十位超級富豪的財富,這簡直讓人無法接受。”　　

　　其二是全球的不安全感。美國繼推翻伊拉克、利比亞政權之后,又折騰敘利亞,從而在中東大地上釀出禍害于世的恐怖主義大本營“伊斯蘭國”,給世界安全帶來極大威脅;接著就是空前規模的難民潮,把歐洲尤其西歐沖得一塌糊涂。不但經濟上雪上加霜,還有“難民潮炸彈”襲擊頻現,火光中幾乎無不閃射恐怖主義陰影。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的“南海航行自由”、操弄菲律賓仲裁案、美日澳新聯手呼應;朝鮮半島核彈和部署“薩德”;特朗普一當選就與蔡英文通電話等等。這都導致了區域內不時劍拔弩張、甚至近乎擦槍走火的危險,令亞太周邊不得安生。連著名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都著文說,“眼下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危險的時刻”。　　

　　其三,政治、經濟上充斥的不確定性,也是造成意識形態和社會交往趨向保守的重要原因。歐美等地都集中進入總統(總理首相)大選、政權輪替時段,普通民眾對政治精英階層的不滿等,導致左右翼誰上誰下不能確定。時不時有“黑天鵝”飛出,更增添了政治風向的不確定性和前景走向的無把握性。經濟上,大經濟體諸如美國的相對衰落、歐盟凝聚力的衰減,加上一些經濟組織和區域協定不靈或生死不定等,都成為懸在半空的靴子。只要這些靴子不落地,除了極少數僥幸心理者自欺欺人地傻等外,誰都可能會往最壞處打算。　　

　　存在決定意識。但凡世界上大的危難將臨、出現、剛過之時,地區、國家、區域多邊組織等,幾乎都會毫無例外地進行預防、挽救、補償。無論是采取各種措施自保,還是引入私欲私有元素激發人性原動力、吸納科技成果加快社會財富創造等,都不過是危局情況下的本能反應,很難冠以意識形態的進步或倒退。　　

　　人類不會放棄美好愿景追求　　

　　預測2017年全球意識形態的走向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意識形態因客觀存在變化而變化。而2017年的客觀世界太不可測。　　

　　因為誰也不知道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國最高指揮官特朗普,又會甩出什么牌。在全世界都還根據美國動向而決定自己國家、地區如何措手足的情況下,出現什么樣的思想、思潮、意識形態,也自然無法斷言。　　

　　但總的來說,“世界向右”的走向似尚未觸底,可能仍會向下延續。沒了老卡斯特羅的古巴會不會有另外選項,普京到底怎樣給十月革命“慶百”,將再次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2017年歐洲會不會發生更大的政治海嘯,右或極右到何種地步,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強弱等,也將是影響意識形態的重要變量。　　

　　當然,與此同時,對右說“不”的能量,蘊含在“右潮”中的抗爭因素,民粹主義的兩面性,“另類社會主義”者的隱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等,也不失為人們對國際意識形態前景充滿希冀的根據。對于來勢洶洶的保護主義,2016年11月份的APEC峰會上,21位亞太領導人明確說不,要“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意大利修憲公投和奧地利總統選舉結局也表明,逆歐洲一體化沒那么容易。至于逆全球化,就更難了。因為全球化發展的本身是經濟規律,是現代化大生產超越國界,形成世界范圍內的分工、交換、流動的結果。不是誰想逆就逆,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　　

　　民粹主義維護平民利益,絕對“政治正確”。但其另一面——只要為民眾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可以不顧私欲私有與共有共享之間關系的調節,那么誰來埋這“政治正確”的大單?漲薪、降稅、擴張財政以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等眼前、局部措施,肯定在開始的時候會起到民心大悅、帶動增長的作用,但接下來的企業成本上升、通脹攀升、消費轉向進口產品、貿易赤字增加、資本流失、財政虧空怎么辦?只能回到限薪、增稅、收縮財政擴張的老路上來。于是又一輪民怨甚至暴動重啟,再有更激進的民粹主義率眾倒政。民粹主義的這種兩面性和惡性循環,注定其行不遠,別看當下波詭云譎。　　

　　驚詫世界的美國大選中,只顧看“黑天鵝”掠空的人,似乎忘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公開打出的“社會主義”旗號。“社會主義”這個詞,重返美國政治主流,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轉折點。盡管此“社會主義”不是中國概念中的社會主義,是“另類”的,但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在西方尤其在美國是個貶義詞。桑德斯的“社會主義”旗號說明,美國人已經不再懼怕社會主義,它揭示了在高技術、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新政治現實:99%的人民大眾已經越來越無法容忍經濟發展的成果長期被1%的少數精英攫取;既然另一種制度社會主義在有些地方實踐得還不錯,我們怕它做甚,為何不能一試?　　

　　中國的示范效應不光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本國的實踐,它的國際秩序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亦愈來愈展示出自身的意義。基辛格曾不無感傷地回憶起當年他和周恩來總理的對話:我們就像是兩位大學教授,討論這個世界的本質和人類的未來;這樣的對話,在當前已經很少見到了。這說明,只有從世界的本質和人類未來的高度,來看國際問題的時候,才能有共通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旨恰在于此。因而,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中國理念,在當今紛亂復雜的世界秩序中便顯得非常可貴,越來越得到世界的首肯和認同。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教授哈伊里·圖爾克,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出共贏政策》的文章說: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已經崩塌,長期發展軌跡指向中國;中國領導人不干預他國事務,而是拿出共贏政策促進各方的發展與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贏政策”會重塑世界秩序。　　

　　圖爾克還舉例說,與西方不同,中國有一套方案。北京正致力于用“一帶一路”把世界連接起來。　　

　　其實,何止“一帶一路”及沿線的對接,還有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亞太自貿區等的推進,更有諸多雙邊協定的簽署與實施。這些都在以實體之力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前行。未來的國際秩序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將由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燭照而趨向優秀。　　

　　重新認識“左”“右”概念是一大課題　　

　　國際上“左”“右”的概念,其原意、演繹有諸多不同。18世紀末19世紀上葉的原始意義為,主張維護現狀或漸進改進現狀者為“右派”,反對現狀或激進改革現狀者為“左派”。19世紀末以來西方工業化及工業化后,“左”“右”演變為象征性派別,各代表相關工業化問題正反兩方面的觀點,從而思考互動,形成理性妥協。1945年以來,人們將“左派”和“右派”作為描述基本政治現實的概念,并樂見其互相爭辯,尋求比較合適的治理主張,從而使西方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著相對穩定和社會進步。民粹主義的出現,又對“左”“右”賦予另外含義。民粹主義也被稱作平民主義,其對立面是精英主義。由于這兩個主義對秩序、治理的理解相左甚至沖突,便又有了折中的什么“主義”,由此派生出了西方的另一種所謂“左、中、右”來。　　

　　近年來的問題是,歐美國家社會運動頻發,私有化浪潮來勢洶涌,蘇東劇變,全球化進程急劇加快等幾乎不間斷乃至疊加的重大事件,接連撞擊著人心。各種爭取選民的政黨不得不一次次提出新的思想和主張。于是,思想浪潮迭起,“主義”色彩繽紛。“左”“右”概念不但與原意大相徑庭,也相異于后來的演繹,且都出現了話語夸張與泛化,哪是“左”,哪是“右”,很難定位。尤其是,世界各地都可見超越“左”與“右”的意識形態,讓你不得不放棄原來非“左”即“右”的思維。難怪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埃米爾·辛普森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發表文章稱:“長達200年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經完結”。　　

　　這樣的話,重新認識“左”“右”概念,就顯得非常重要。各國民眾的呼聲和舉動,究竟在要求什么,合不合理?各政黨和組織的主張,究竟代表什么,是否正義?其本土、外國給他們劃的所謂“左派”“右派”對不對,戴的這主義那主義的帽子準確不準確?這些呼聲、舉動、左、右、主張、主義,于我有利還是有害,于個別存心不良的對手有利還是不利?于我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有利還是不利?這些,我們都應該好好思考和研究,從而正確發力。跟著西方輿論跑,人家捧的我們也跟著捧,人家毀的我們也跟著毀,最后把敵手捧上臺,卻毀掉了自己的友軍,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南轅北轍,豈不好笑與懊悔?因此,弄清各種思想浪潮和色彩繽紛的“主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課題。(解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