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3月16日文章，原題：澳大利亞有必要鄭重反思我們對待盟友的方式 1973年4月，我前往北京，懷揣著一份如今已成為歷史性文件的信函；這份8頁的信函是時任總理高夫·惠特拉姆交給我的，而我當時是駐華大使。它講到了澳發展對華關系的構想，以及我們的長遠目標。

　　這份歷史性文件的主旨仍然切中如今的現實。高夫寫道：“我們尋求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礎上發展與中國的關系，與我們已經擁有或尋求與其他大國（暗指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發展關系相當的那種關系。”它意味著在政府和社會方面相當的熟悉，差不多的親密、親近和信任，以及施加影響的潛力。在高夫看來，還有能夠維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以及能夠說“不”。但澳大利亞從未與中國發展出這種“相當的”關系�，F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華關系“與我們已經擁有或尋求與其他大國發展的那種關系相當”。為什么？因為我們如今活在一個“中國世界”。但我們的對華關系與此不相匹配。

　　在亞洲，我們開始邁入一個新的時代，它或許可被稱為“中國時代”。這個事實不僅涉及中國的財富和權力，還有影響——政治和社會的，不僅僅是經濟的。中國融資、修建和獲得基礎設施的影響力；中國游客、商人、學生和移民的影響；龐大的資金外流的影響；中國人帶來的文化，包括商業文化的影響；中國國家主導的活動及其尋求重新激發華人的中國意識，對我們國內社會的影響。

　　現在，這種影響大多數是友善的，對我們有益和受歡迎的。澳大利亞政界似乎對此沒有做好準備。他們往往拒絕承認中國的影響力�，F在，我們必須甩掉依賴美國的精神包袱，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中國，從我們的國家利益角度理解中國，按照我們的條件與之打交道�，F在是我們而非美國活在“中國世界”里，是我們不得不設法應對其帶來的沖擊。（作者史蒂芬·菲茲杰拉德，喬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