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危機陷入外交和軍事僵局時，上月底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特別峰會提出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增加北約部隊在波羅的海、東歐和巴爾干半島的軍事部署，增加北約成員國軍費占各自國內生產總值占比，這個添油拱火的“三增”方案就是口口聲聲表示希望“找到和平方式盡快結束這場戰爭”的北約，為解決當下俄烏沖突開出的“藥方”。

　　北約這一冷戰遺產，依托相當數量的核武器及龐大的常規軍事力量，成為當今世界唯一具有全球軍事行動能力的軍事組織，在國際安全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北約多年來固守排他性、絕對化與持續泛化等一系列錯誤安全觀念，靠人為制造危機作為組織存續的合法性依據，無法為地區提供包容性的安全合作架構方案。2021年北約布魯塞爾峰會，更是在事實上中國對任何北約成員國都不構成安全威脅的情況下，誣稱中國對北約造成“系統性挑戰”。實踐證明，北約正加速淪為地區與全球動蕩之源。

　　過分強化集團安全，通過挑動戰爭、制造沖突，將北約內部團結與存在價值的維系建立在地區傷痕與無辜平民的血淚之上。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正式成立。整個冷戰時期，北約的根本目標始終是抗衡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組織，遏制蘇聯的“共產主義擴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華約解散、蘇聯解體，但頭號宿敵的消失與歐洲安全形勢的劇變并沒有使北約迎來“歷史的終結”。

　　后冷戰時代，北約一味強調“成員國的安全仍需受到聯盟護衛”，固守排他性色彩極強的“自安全”與“集團安全”觀念。這一超級軍事集團不僅對世界和平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相反，世界大部分沖突和緊張的局勢都與它有關。美西方國家將北約的存續建立在侵犯南斯拉夫聯盟主權、發動科索沃戰爭上，濫用反恐、保護人權等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戰爭，也使北約進一步淪為進攻性軍事集團。

　　冷戰結束至今，北約先后通過三次“戰略概念”更新。北約“戰略概念”演變，理論上是從履行使命、擴展功能與吸納成員等多維入手，推動北約變革轉型。但現實后果卻是，北約在失去全球制約力量后，漸進式地對外部危機進行干預合法化，將武裝干涉他國內政、先發制人提升至戰略層面，不斷突破聯合國安全底線。為維護組織存續，北約以本集團安全判斷為導向干涉他國內政，對外軍事行動次數與烈度顯著增長。

　　日前，塞爾維亞民眾在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我們反對北約”大規模游行。23年前，1999年3月24日開始，北約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南聯盟進行了持續78天的大規模空襲。據塞爾維亞政府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空襲導致2500多人喪生，12500多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到數百億美元。而“9·11”事件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在戰火中不斷突破歐洲-大西洋防區，向全球擴張。這些所謂的“反恐戰爭”令超過3800萬人流離失所，造成中東等地區安全局勢持續動蕩，安全威脅外溢。

　　一味追求“絕對安全”，不顧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一再擠壓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成為引爆此次烏克蘭危機的罪魁禍首。

　　20世紀50年代，國際關系理論學家約翰·赫茨對“安全困境”做出詳細闡釋，引發學術界關于安全對一個國家究竟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的廣泛討論。國際關系學者普遍傾向于認定安全只能是相對的。基辛格就曾據此指出，一國的絕對安全就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絕對不安全。世界強國對絕對安全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安全困境，進而破壞整個國際體系的安全與穩定。

　　冷戰結束后，俄羅斯曾長期致力于與西方關系的改善。從1994年俄羅斯加入北約的“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到1997年俄羅斯北約雙方簽署《俄羅斯聯邦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互關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俄羅斯與北約基本實現磋商合作機制化。但北約作為冷戰遺產固守絕對安全，從未正視俄羅斯的合理安全訴求，始終將俄羅斯置于歐洲安全體系之外。2020年，北約完成蘇聯解體后的第五次東擴，吸收北馬其頓共和國為其第30個成員國，北約版圖已從最初冷戰時期的西歐、南歐和中歐，逐漸擴展到東歐、東南歐，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至黑海，形成對俄羅斯完整的戰略遏制包圍圈。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后，北約進一步無視俄羅斯與烏克蘭歷史、宗教的特殊聯系，以及俄羅斯的黑海艦隊長期在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駐扎等國家安全現實需求，持續加大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北約吸納烏克蘭成為“北約能力增強伙伴國”。烏克蘭除未獲得集體安全承諾外，在訓練、指揮、后勤與情報等各方面已享有同北約成員國同等的待遇；北約多國在烏克蘭領土建立多處秘密軍事基地；北約在過去數年源源不斷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彈藥等發動戰爭所需的各類軍事技術裝備。在其支持下，亞速營等新納粹組織對烏東地區的俄族人趕盡殺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流血事件，嚴重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一再觸碰俄羅斯“戰略紅線”。

　　2021年4月，普京發表國情咨文時曾明確指出，一些國家不要把俄羅斯的謙遜當作軟弱，如果誰敢越過俄羅斯的紅線，燒毀甚至炸掉“橋梁”，俄方將采取不對等、迅速和強硬的回擊。事實上，俄羅斯對北約追求絕對安全和嚴重損害俄羅斯國家安全利益與安全環境的相關動向，不僅給予多次警告，更有向美國、北約提出舉行安全保障談判等政策嘗試。2021年12月，俄羅斯同時提交《俄美安全保障條約》和《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安全保障措施協定》兩份草案，提出要求北約放棄東擴，不接納烏克蘭加入；俄與北約不在可以打擊到對方的區域部署中短程導彈等合理安全關切，但均遭到美國、北約的無視、拒絕。

　　前述背景最終導致2月24日，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俄烏刀兵相見。烏克蘭問題有其復雜的歷史經緯，但正如喬治·凱南、基辛格與米爾斯海默等西方戰略家曾因北約持續東擴，罔顧俄羅斯的合理安全關切而發出的危機預警，追根溯源，是美西方延續冷戰思維，一味強調自身絕對安全，引爆了此次烏克蘭危機。

　　日益醉心泛安全化理念，不斷渲染中國在科技、基礎設施等領域對北約構成“安全威脅”，以此尋求北約新一輪戰略轉型與擴大。

　　北約此次召開緊急峰會，商討烏克蘭局勢等問題。盡管烏克蘭危機的是非曲直和發展脈絡清楚，既非因中國而起，也難為中國所控，但在會前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就放話，北約領導人將在會上“用相當多時間談論中國”，并在會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刻意“碰瓷”中國，“敦促”中國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羅斯。

　　這不是北約第一次無端抹黑攻擊中國，渲染所謂“中國威脅”。但無論是“北約2030”改革報告將中國定位為北約新戰略重點，還是2021年6月的北約領導人峰會公報聲稱中國造成“系統性挑戰”，都標劃出北約新一輪戰略轉型中漸趨明顯的泛安全化傾向。當前，北約在中國對其盟國都不存在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僅憑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躋身歐洲某些領域產業鏈、供應鏈主導地位，就擔心中國將侵蝕北約現有的軍事技術優勢與內部凝聚力；只因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中東歐等國經貿多領域合作等持續深化，中國投資的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礎設施項目就被質疑，被無端指責為“將削弱北約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等地區的作戰能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在2021年北約外長會議公開表示，“無疑，北京（特別是在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強制行為威脅我們的集體安全和繁榮，損害國際體系規則，損害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共有的價值”。美國也在加快推動北約其他成員國同意修改作為戰略總綱的北約“戰略概念”，將應對中國的挑戰納入其中。北約作為傳統軍事聯盟，存續的根本動力即對手和威脅。而在美國聚焦大國競爭進行全球戰略調整的當下，北約這一美國霸權護持的重要工具，不斷制造“泛安全化陷阱”，加速朝著全球化方向發展，繼而協同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趨向已昭然若揭。

　　安全觀代表了一個國家對于戰爭與和平的根本理解。安全觀根植于一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經驗判斷，同時也是所涉國家對所欲維護的安全價值與安全利益的集中認定。在后冷戰時代，隨著“全球安全”概念與實踐的發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所面臨的諸多安全挑戰，任何一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必須在國際合作而不是在對抗中實現，這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面對眼下復雜難解的烏克蘭危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法德領導人舉行視頻峰會、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過程中多次表明，中國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烏克蘭危機的根源在于歐洲長期積累的地區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顧有關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

　　相較之下，長期奉行集團安全至上，并以絕對安全作為目標追求的北約，給地區與國際安全穩定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無論承認與否，通過對烏克蘭大量的軍事情報與各類援助，以及對俄羅斯實施的系統性全方位嚴厲制裁，北約和美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俄烏沖突中的參與方。歸根到底，美國和北約將其與俄羅斯的緊張關系視作延續北約“性命”的基礎，并不愿看到俄烏通過談判順利化解危機和沖突，這正是當前烏克蘭危機難以化解的關鍵所在。